一面之緣的陳布雷和陳璉

 - 陶琤 -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夏,我從重慶南岸海棠溪儲才小學畢業,報名投考重慶市求精中學,和沙坪壩南開中學。求精中學先考,考前傍晚,父親帶我過江到上清寺美專校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他的宿舍居住。侍從室是蔣委員長的幕僚機構,抗戰期間的軍政機要中樞。

我們到達宿舍時已經很晚,收拾一下便在父親房內臨時架設的行軍床上睡下,一夜無話。第二天一早起床,漱洗完畢,一位穿藍色中山裝、操浙江口音的工作人員,用托盤端來一碗湯麵和一個糯米粢飯,放在客廳飯桌上,那是廚房為我準備的早點。粢飯裡面包的什麼餡,如今已無印象,只記得它是半甜半鹹的;那碗麵的美味,卻讓我終生難忘,每想起它便滿口生津,饞涎欲滴。麵是高湯煮的掛麵,上面蓋著一片煎得金黃的、約半公分厚、較碗口略小的圓形蛋餅,餅上灑著一撮青綠蔥花。湯鮮麵滑,蛋香撲鼻,在生活條件貧乏的戰時後方,能夠吃到這種精緻的江浙美點,一時真捨不得下箸。後來聽父親說,這是蔣委員長愛吃的早餐,更令我回味無窮,五十多年來再也沒有吃過比這更好吃的湯麵。

第一天考完,父親帶我到隔壁飯廳與眾多叔叔伯伯們同桌共用晚飯,年齡不到十二歲的我,感覺十分戒懼拘束。一會兒,布雷先生從樓上下來,他中等身材,清瘦白皙,舉止溫文謙和,看來有些許弱不禁風,坐定後,大家才舉箸開動。布雷先生不吃米飯,僅就著菜餚吃幾片烤麵包,他的話不多,浙江口音很濃。飯桌上除了父親的北大學生曾資生之外全不認識,後來才知道有陳夫人、陳訓慈(四先生)、陳訓悆(六先生)、翁祖望、葉實之等人。飯後在客廳小憩不久,忽聞警報聲響,大家乃習慣性地一人拿起一個小板凳,魚貫進入屋後山坡上不遠處的防空洞。

自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兩天,日本飛機狂炸重慶市,造成死傷逾萬的「大隧道慘案」以來,重慶市民對轟炸似乎已經麻木。警報來了,人們機械式地鑽進防空洞,警報解除,又若無其事地回到原處繼續工作,已經完全沒有驚慌的感覺。我們在燈光昏暗的洞中坐定,大家相對無言,冷靜地等待日機掃射投彈。那晚日機被我英勇空軍中途攔截,沒有進入重慶上空;約一小時後警報解除,防空洞中纔聽到一些如釋重荷的輕微說話聲。在我們提著小板凳魚貫回屋途中,布雷先生忽然低頭問我報考哪幾間中學,我恭敬地回答:「今天上午剛考完求精中學,明天還要考半天,下星期要去沙坪壩考南開中學。」布雷先生輕輕摸摸我的頭,說:「求精、南開都是好學校。」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的智囊──陳布雷先生。

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顯赫有名的人物。他早年從事新聞工作,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教育部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要職,始終追隨蔣委員長,是蔣最信任的機要幕僚。布雷先生的一生功勳成就,自有史家記敘,筆者忝為後輩,不敢也不能喙置一詞。僅就所知,先父陶希聖與布雷先生從相識到共事的十數年間的一些事跡,略記一二。

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父親自北大畢業,前往安徽安慶法政專門學校任法學教員。十三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任法制經濟部編輯。布雷先生早在民國九年即應商務印書館之聘,擔任「韋氏大學字典」編輯,不久又出任上海商報主編,每日撰寫時事評論。民十四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布雷先生連續為文抨擊英租界巡捕開槍濫殺群眾,違反國際公法。父親也在公理報上發表法律意見,他非常仰慕大他九歲的布雷先生,惟沒有機緣見面。

復旦大學:民國十八年,父親任教上海復旦大學,此時布雷先生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復旦校慶那天,布雷先生以董事身份上台致辭,父親也應邀隨後演講。大會完畢後,布雷先生與父親談話,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身任廳長的布雷先生,那時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的重要文稿執筆者。

中大及北大:民國二十年上半年,父親任教南京中央大學,因為講課時言論過於尖刻煽動,上海市黨部向黨中央檢舉他是反動份子,中大校長朱家驊不勝壓力,乃向黨政高層徵詢意見。布雷先生當時是教育部代理部務的次長(部長由行政院長蔣中正兼),他說:「我見過此人,他沒有別的,只是鋒芒太露。」這件事後來由陳果夫先生出面協調,終得消弭。同年夏天,父親應北大之聘回母校授課,此後六年,每到南京,必往拜訪布雷先生。民國二十四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成立,布雷先生擔任第二處主任,開始長達十餘年的委員長機要幕僚工作。

廬山茶話會: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蔣委員長在牯嶺召開茶話會,受邀出席者,除了黨政軍各方人士之外,尚有北平方面的大學校長及自由派教授如胡適、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等多人,父親也在與會之列,曾與布雷先生晤談數次。七月十六日,蔣委員長在廬山會中發表重要談話,強調「中國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全國應戰以後的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絕無僥倖求免之理。……戰爭一起,則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老幼,均應抱定為國奮鬥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軍人守土有責,雖戰至一兵一鎗,亦必與敵抗戰到底。」第二天,委員長提出解決事變的四個最低條件,他說:「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這些代表中國抗戰基本立場的談話,都出自布雷先生的手筆。會後委員長回南京宴請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蔣夫人及布雷先生均在座作陪。八月,父親加入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宣傳工作。

「低調俱樂部」抗戰初期,一些知名學者和黨政要員,時常聚集在南京中山路周佛海的住宅之中,議論局勢,探討戰況,閒談中有人批評當時甚囂塵上的抗戰言論為高調,於是這個聚會被人戲稱為「低調俱樂部」。周佛海當時身兼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及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二職,由於職務關係,出入周宅的學者及中樞要員頗多,「低調俱樂部」這個名稱竟不脛而走,與會諸公亦不否認。父親在《八十自序》中寫道:「抗戰爆發之初,日軍所謂木根津轟炸機隊屢次空襲南京,均為中國空軍所擊敗。南京中山路西流灣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餘人起坐,中樞黨政友朋往來集聚其間,論及戰況,探討戰訊,事本平常,有稱之為『低調俱樂部』者。」最有趣的是高宗武的說法,曾與高宗武作過歷史談話的哈佛學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在《和平陰謀──汪精衛與中日戰爭》[1]一書中寫道:

胡適來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還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蕭同茲、程滄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見?」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我的意見卻很『低』。」從此幾個贊成以外交解決中日問題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個「低調俱樂部」之名。」  

在周佛海隨政府遷往武漢(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前,經常出入西流灣八號聚談的公私好友,也時見布雷先生前來坐談。父親此時寄居周府,母親帶著我們一群孩子住在武昌正衛街三十五號。

藝文研究會:藝文研究會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成立於漢口英租界特三區天津街四號,隸屬中央宣傳部,但對外不公開。周佛海任事務總幹事,父親任設計總幹事兼研究組組長,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號為宣傳重心(後面四句,早年在台灣軍中每天早晚集合都還要振臂高呼)。一般人總以為「藝文研究會」是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精衛)的和平運動宣傳機構,殊不知它乃是蔣、汪二人合作設立的全國輿論指導中心,由蔣資助,汪指導,周組織,陶主持,從事宣傳抗戰、鼓吹反共、闡揚國策,及製造政府可戰可和的輿論。這段期間,委員長凡有指示,或父親有事請見,均經過布雷先生交辦或安排。

國際通訊社:民國二十七年九月,藝文研究會遷往重慶,十二月,國府遷重慶辦公。十二月十九日,父親隨汪精衛一行人飛赴安南河內,十天後,父親轉往香港居住。次年八月二十六日赴上海,十一月一日起參加對日談判。在離港赴滬之前的那段日子裡,父親與布雷先生保持著書信連繫。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五日,父親和高宗武脫離汪組織從上海抵達香港,立即發電報給重慶布雷先生,並託杜月笙把汪日密約文件帶至重慶。委員長閱後即指示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飛香港,親自指揮發稿事宜,稿件公佈時的標題都由重慶決定。一月十八日布雷先生密電蕭社長:「發表件可加標題為日汪密約協定全文」。次日又再電:「發表件標題請改為日汪協定全文」。

同年六月,父親在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週刊》,刊載國際時事評論及選譯國外報章雜誌的論文。這段期間,父親與布雷先生討論時政,信札往還頻繁,同時和香港新聞界保持連繫。父親回憶:

日本南進雖成定局,而三十年四月十三日的蘇日中立協定,更對日本軍閥「馬上加鞭」。但是六月二十二日,納粹德軍突然侵入蘇俄,這一事件使日本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香港報界對於日本是仍然南進,還是轉向北進,頗存疑問,且有爭議。希聖此時,常與大公報的徐鑄成,立報的成舍我,國民日報的陳訓悆,星島日報的程滄波諸人,每星期一次在華人行八樓大華酒樓聚餐,就國內外時局交換意見。

港九淪陷難民還鄉: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及港島相繼淪陷。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父親化裝隨惠陽還鄉隊步行離開香港,水陸跋涉十幾天抵達廣東河源脫險,身上只剩下藏在破開水壺夾層中的幾百元港幣,和母親蒸的乾饅頭裡面的兩個金戒指。父親把港幣兌換法幣,電匯一筆錢給在昆明的女兒──我的姐姐琴薰,同時打電報給重慶的杜月笙先生,請轉報陳布雷先生他的行止。布雷先生立刻打電報給西南聯大蔣夢麟校長,蔣校長馬上通知琴薰姐:「你父親出來了。」

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六人於一月三十一日離開香港,搭日本疏散船到廣州灣上岸,然後徒步走到廣西鬱林,再搭木炭汽車於二月十九日抵達桂林。二十二日,父親從韶關去衡陽搭湘桂鐵路火車來到桂林,一家人在此團聚。新任我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將軍此時亦在桂林,他把夫人的飛機票讓給父親,隨他同飛重慶。我們在桂林住了五個月,上了一學期的學,於八月十六日到達重慶南岸海棠溪。

重慶美專校街: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父親搭乘的飛機在重慶珊瑚壩降落,結束了為時二十八天的難民旅程。下機坐小艇登上重慶江岸,布雷先生派車相接。布雷先生安排父親至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他的住處暫住。他對父親說:「你由海外到重慶來,為了保持清靜,並且安心做事,最好留在侍從室。我已呈請委員長任命你任第五組組長,稍為休息幾天,就可開始工作。」他把美專校街二號的樓房騰空,撥給父親作居住及辦公之用。我們收到父親二月廿七日寫到桂林的信:

我當日上午七點半起程,行李兩件都帶,一切手續均由王澤民司令擔保。十時半到重慶,有杜先生派人相接,即致電話於陳布雷先生。當派車接往美專校街一號住下。談話之下,大體此時在重慶休息。即有事,也不過提提頭,自己不必多做。一切尚未定,但出去之事(按:熊世輝將軍曾面邀父親隨軍事代表團赴美),不致於成行…。琴薰有電到陳(布雷)先生處,陳先生亦有回電,並託蔣校長照應。

布雷先生陪同父親晉見委員長。父親報告脫險經過後,陳述自己有長期失眠症,希望多休息些時。委員長說:「你休息兩三天,就開始工作」。辭出官邸後,布雷先生說:「委員長從來不病,尤其不知道我們失眠的病痛。」父親的失眠症在長途旅行期間完全消失,到重慶後仍然發作,但較輕微。

中央日報:侍從室第五組的工作是研究與撰述,與中央宣傳部保持密切聯絡。父親以第五組組長的身份參加宣傳部社論委員會,討論戰時報紙的宣傳方針。民國三十二年初,中央日報改組,以胡健中為社長,陳訓悆為總編輯,父親為總主筆。父親從此改變教授的生活方式為記者的生活方式。他在《八十自序》中寫道:

報社之有總主筆,自希聖進中央日報始。惟我未接中央日報社長之聘約,亦未得中央宣傳部之命令。我是以侍從室第五組組長,由委員長指示,布雷先生轉達,即偕胡社長及陳總編輯一同到社,做夜勤工作。

在變化多端的世界戰局之下,有時候每天夜間寫社論,一連串寫六天,寫十四天,甚至二十多天。當然社論工作是應該平均分給幾位主筆,輪班撰寫,但是遇有重大問題或緊急局勢,不能不自己執筆,而且無法推諉其應負的責任。每一篇社論,無論是誰執筆,只要是受了批評,就是總主筆的責任,責任既無可推諉,不如自己寫下來。

中央日報總主筆的夜勤工作極為辛苦。報社先在化龍橋,我暑假曾去住過一晚,後來遷入市內的黃家椏口,父親每夜工作至清晨四、五時,回到美專校街服安眠藥就寢,下午又要上第五組辦公,這種生活使父親的健康受了重大的損害。泰來大哥有一段日記是這樣寫的: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到父親處,見樓梯門關閉,上貼一字條寫道﹕「強睡時間,勿開此門,失眠苦境,萬乞原諒」。原來父親清晨由中央日報回家,須睡至午後二時方醒。我在曾資生先生處稍坐即走。

「打倒侍從室?」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國民黨在重慶復興關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曾參與這次大會,他在日記中寫道:

當時大會中有三派一團,即組織部陳果夫立夫派、朱家驊派、吳鐵城派及青年團,激烈的爭奪中央委員的名額。

另有使人傷感的事,即大會宣言與政綱。大會有宣言起草委員會,由陳布雷主稿,然而大會中有人反對,逼得陳布雷先生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他覺得黨內同志怎麼是這樣的呢?

至於政綱,是委員長交給布雷先生,布雷再交給我。我參考二份文件: 一、美國羅斯福總統新政的四大自由[2];二、英國的 Beveridge Report 提出的Social Security[3],起草了三份內容類似的政綱,各為十八條、廿四條及卅二條,結果委員長採取了廿四條。我對布雷說:「每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黨部皆成立有聯絡委員會,政綱要想順利通過,似乎應交聯絡委員會先至大會協調、活動,否則恐怕不易成立。」布雷先生說:「現在他們要清君側,你曉不曉得?清君側就是要打倒侍從室,你想我們還敢說話嗎?」

日本無條件投降: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國轟炸機向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一枚,毀損城市大部及傷亡百姓數十萬人,兩天後又向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毀傷慘重。九日,蘇俄對日本宣戰。十日,日本政府託瑞士知照中、美、英、蘇四同盟國,接受波茨坦宣言,請求投降。十一日,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十四日,日皇裕仁向日本國民作「終戰廣播」,下詔宣佈無條件投降。十五日,蔣主席向全國軍民發出「以德報怨」的廣播演說。

布雷先生因多年日夜辛勤工作,積勞久病,乃趁此時機呈請辭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之職。蔣主席改任他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侍從室隨即撤銷,父親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三十五年一月,琴薰姐與沈蘇儒在上海結婚,父親從重慶坐飛機前往主持婚禮,敦請上海市長錢大鈞為證婚人,男女雙方介紹人各為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劉尊棋,及申報社長陳訓悆(布雷先生六弟)。布雷先生託父親順便轉託南京市馬超俊市長,設法把戰前在頤和路的舊居歸還,馬市長查出這所住宅已被別人佔住,無法取回,這個任務未能達成。

同年十一月,父親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仍兼中央日報總主筆。其後,布雷先生出任勘亂宣傳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李惟果(宣傳部部長)、陳立夫(組織部部長)、董顯光(行政院新聞局長)、張道藩(文化委員會主委)、鄧文儀(國防部政工局長)、沈昌煥(蔣主席英文秘書)等人,父親也在其列。

政治協商會議及行憲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國府與中共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國府代表團為孫科、吳鐵城、張群、陳布雷、王世杰、陳立夫、張厲生、邵力子八人;中共代表團包括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等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黨五人,及無黨無派人士九人。蔣主席親臨致辭,希望各黨各派以國是為上,共同協商完成建國工作。父親奉命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和平建國綱領」修訂的工作,同時在中央日報一連寫下四十篇社論,與中共喉舌新華日報作宣傳戰。他在社論中指責中共對蘇北駐紮共軍及保持中共政權之要求,並徵引了東晉時代淝水之戰的歷史故事,說明淮水對於長江安全的重要地位,甚至提出「三戶亡秦」 的憤慨之語,向中共提出警告。有人向布雷先生報告,中共代表周恩來對中央日報的反共言論甚為不滿,指為妨礙政治協商和軍事調處。布雷先生轉告父親,父親說﹕「新淝水之戰就在眼前,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警告國人。」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隨即公佈行憲的各項法律,如國民大會及五院組織法,以及國大代表及立監委員選舉法等,並即依法籌備各項選舉,以符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國民政府與行政院的改組幕僚工作,由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的布雷先生進行,父親則配合布雷先生,奔走於南京上海之間,從事與無黨無派人士的聯絡工作。

布雷先生之死: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父親在南京田吉營家中會客,忽然接到一通電話,立即面色蒼白,匆匆出門。母親輕聲告訴我們,「布雷先生出事了。」父親晚間回家,證實布雷先生服安眠藥過量身亡。關於布雷先生之死,中央社十四日發佈的新聞,是「因患失眠症,服安眠藥引起心臟衰弱逝世」云云。後來由於外界傳說紛紜,黨內大老們考慮如不公佈實情,恐有更多可能傷害到領袖及黨國的謠言,乃於十七日晚臨時中常會會上,決定公佈逝世詳情和全部遺書。十九日消息見報,中央日報的標題是:「陳天華先烈之後一人,陳布雷以死報國,治喪會搜集遺書發表。」[4]民眾才知道陳布雷是二十餘年來為黨為國鞠躬盡悴,體力日衰,加以國是日非,中心抑鬱而含恨輕生的。

報紙公佈的遺書,計有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張道藩、洪蘭友、潘公展、程滄波、陳方、李惟果、陶希聖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的書信。上總裁書中有幾句話,說明他的死志:「……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毫無價值之一生。」略可窺見他決定自殺時心情之一班。父親在日記上寫道: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午十時半,陳修平兄正在寓談時局,蔣君章電話,請立即往湖南路。余即搭修平車往,過經濟部,易車送往。至湖南路五零八門口,見陳熊兩醫官匆卒進門,叔諒含淚,知不妙,急入上樓,見布雷先生仰臥,面色黃,口張不閉。陶副官查安眠葯瓶,知其已吞百粒以上。醫生注射強心劑無反應,已於三小時前逝世矣。惟果芷町後來,見遺書致余等三人者,皆哭。遺君章書命注意發表消息,勿為反動派所利用,乃商發一新聞,謂係心臟衰弱及失眠症,心臟突發致死。正午總裁將遺書,欲發表。余往述遺書云云,乃決仍余等所發新聞。

十六日 總裁囑將布公兩書影印,余託博生辦理,守秘密。但流言盛行,謂布公主和,或反對某些政策等。

治喪會定十八移靈,十九到杭州。下午布公大殮,祭者多哭失聲。

十九日 布公遺書見報。

陳璉夫婦被捕:布雷先生逝世之前一年,發生了一件令他尷尬萬分,難以處理的事情。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他的女兒陳璉和女婿袁永煦,以共產黨嫌疑在北平被捕,十二月一日解來南京,關在寧海路保密局看守所等待偵訊。布雷先生聞訊,直如五內俱焚;自己是中樞要員,女兒女婿竟是共匪嫌疑份子,如果此事屬實,教他這位蔣公最親信的幕僚如何自處?他的難過可想而知。次年一月底,調查機關以證據不足結案,由布雷先生具保將女兒領出。審結之前,蔣主席曾經向布雷先生表示了解他的女兒只是思想過激,並非共黨份子,可以釋放,但須嚴加管教。布雷先生把女兒接回家中後,曾與她作徹夜長談,勸她留在南京。那時陳璉已懷有身孕,乃尊父命回浙江鄉下老家慈溪休養。四個月後,袁永煦由他的姐夫,外交部次長葉公超保釋出獄,前往慈溪與陳璉相會。不幸,胎兒因為母親在獄中的折騰,分娩時窒息夭折。民國三十七年夏天,兩人回到南京,經布雷先生安排女兒在國立編譯館,女婿在中央信託局工作。

中大宿舍初見陳璉:回想民國三十二年暑假,我隨琴薰姐去沙坪壩南開中學報名,曾在中央大學女生宿舍見過陳璉一面。她是琴薰姐的室友,另外一位室友是蔣和。我只記得陳姐圓圓的臉,穿著藍布長旗袍(似乎是中大女生的制服,中大男生著灰色麻布軍裝),態度文靜而沉著。她跟我說過幾句話,但我很緊張害羞,如今一句也不記得了。琴薰姐和陳璉很要好,常常在家裡提起她。原來她們是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先後期同學,陳璉比姐姐大兩歲。三十年夏,琴薰姐在香港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九月赴昆明入學時,唸地質系的陳璉剛好因故休學。姐姐香港培道女中的同學許湘蘋,也考上聯大唸化學,兩人住同一寢室,一個睡上舖、一個睡下舖。

松林坡上的中大同學:民國三十一年姐姐轉學沙坪壩中央大學後,才與同時轉來借讀的陳璉相識,此時姐姐改唸外文,陳璉改唸歷史,她們編入同一宿舍,成為好友。我後來的姐夫沈蘇儒也從暨南大學轉來,原來他與陳璉和她的姐姐陳琇,曾經是浙江省杭州師範學校高中師範班的同學,老同學相見,備感親切。根據蘇哥的回憶,中大外文系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除琴薰姐外,有蔣和(蔣方震之女)、豐陳寶(豐子愷之女,我考南開時曾經在他們的「沙坪小屋」住過三晚)、馬仰蘭(馬寅初之女)、榮墨珍、劉景芳、王德華、吳慧、黃孟姞、熊盛淑等;男生除他之外有豐華瞻(豐子愷之子)、吳文津、朱立民、王晉熙、耿連瑞、祁延朗等。據說陳璉在西南聯大時已經加入共產黨,而且是學生地下活動的活躍份子,轉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關於這一點姐姐從未提起,是否陳璉和她接近另有目的,不得而知。陳璉的休學,根據中共官方文獻,是由於民國三十年秋「皖南事件」後,國府大舉搜捕共黨份子,她和其他地下人員奉命分散到鄉下去躲避風聲而採取的措施。她在雲南石屏、宜良等地隱名(化名程國儀)當一名中學英文教員,直到三十一年看到她父親的尋人啟事,才回到重慶。

陳璉的革命道路:民國三十四年中大畢業,姐姐進化龍橋中國農民銀行,陳璉去上海申報工作,第二年(三十五年)到北平,在貝滿女中當英文教員,八月,她和北平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煦結婚。袁是資深黨員,曾經是西南聯大地下黨學委負責人。陳璉由於父親的黨政關係,婚禮場面頗大,主婚人是她的六叔陳訓悆,證婚人是北平市長何思源,北方軍政大員紛紛前往六國飯店禮堂道賀。不幸一個月之後,新婚夫婦即遭國民黨逮捕,次年(三十六年)初在南京先後被釋放,留在南京。布雷先生逝世一個月後,陳璉夫婦到了上海,重新加入地下黨的活動。年底,為上海地下黨人護送北上,於次年(三十八年)二月抵達北京。

中共建政後,陳璉歷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少年兒童團祕書主任、副部長、部長、團中央委員、常委等職,是一位優秀的兒童工作者。一九五六年初,陳璉在全國第二屆政協會議上公開道出,雖然她是陳布雷的女兒,但是黨把她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使她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會解放的前途。她又說:「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出生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道路。」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來帶頭鼓掌。琴薰姐從一九五三年起在北京全國總工會編譯處工作,此時陳璉已是黨團要員,姐姐覺得彼此地位懸殊,不敢高攀之外,也怕敏感的家庭關係給她添麻煩;相信陳璉也有同樣的顧慮。一九五七年陳璉去了上海,即不再有音訊。琴薰姐在北京來往最密切的還是許湘蘋、梁同武夫婦,許湘蘋曾連獲幾年優秀化學教師獎。

與袁永煦劃清界線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開始,在清華大學任黨書記長的袁永煦忽以反黨罪名,被劃為右派及開除黨籍。這時的陳璉,一方面須承受丈夫被批鬥的壓力,一方面又要領導團中央少年部進行反右派鬥爭,內心的矛盾與不安,可想而知。她自己當然知道以她的出身,必須加倍表示對黨的忠誠與對主義的堅定,絕不可有絲毫差錯。為了服從「黨的利益」,維持政治上的「純潔」,以及保護兒女們將來不受影響,她不得不以離婚和丈夫劃清界線,帶著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女必泓、男必大及小代,都改姓陳),獨自前往上海,過著全然為黨而活的日子。慘遭打倒的袁永熙,則被下放到河北一個縣裡的中學當教員,從此與陳璉再未見面。一九五九年,為了對革命的實踐,陳璉自動向組織請求下鄉鍛鍊,離開孩子到農村裡和農民過「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生活一年。一九六零年任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一九六二年八月任上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教育處處長,仍為政協委員。

被誣叛徒含冤自盡:一九六六年初夏,文化大革命開始,次年一月,上海在江青派的操縱下,從上到下層層奪權,大批幹部橫遭迫害,被逼死於非命的日數十起。上海是文革的發難之地,華東局又是風暴的重災區,局內的領導人一個個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叛徒……。在當時,反革命份子及走資派在認罪後還可能有求生機會,唯獨「叛徒」是無法赦免的「階級敵人」,一旦被扣上這頂帽子,就是生不如死。一個只有二三百人的華東局單位,竟有十餘人因此被逼自殺。

陳璉先是遭到舖天蓋地的大字報揪出批鬥,繼而被北京來的「抓叛徒」紅衛兵抄家,搜出一些足以致她於死命的「剝削階級家庭」證物,包括陳璉生母遺下的幾件首飾[5](這些東西兩年前陳璉曾經上繳表明心跡,可惜未被接受,不料日後竟成為坐實她反動立場的罪證),上級也收繳了她擁有的,代表榮譽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袖章。這期間,陳璉的繼母(王允默夫人)也被抄家,又有人找出陳布雷的日記,和報導陳布雷逝世及追悼會的消息和照片。紅衛兵開始嚴格審查她在北平被捕、南京被釋的經過,要她交代蔣介石夫婦接見陳布雷遺屬的照片和她身著喪服的問題,以及她如何向陳布雷「祕密自首」的變節行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華東局宣傳部的造反派專門為陳璉召開全體大會,把她拉到鬥爭會場,勒令她當眾交代和「國特」陳布雷的關係、如何向敵人屈膝投降、蔣介石給她什麼指令、為何陳布雷一死就急著去上海加入活動、如何混進黨的革命隊伍……。陳璉百口莫辯,遂被粗暴地按上「特務」、「走資派」、「黨的叛徒」等罪名。

一名當年不顧父親處境毅然投入革命陣營,政治立場堅定、對黨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忽然被扣上這幾頂黑帽子,對陳璉而言自是奇恥大辱。然而面對一群無知識、無理性的狂熱造反份子,她心中明白,父親在國民黨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身為他親生女兒的原罪,是沒法說得清楚了。回想五十年代初期為黨活躍於學校地下活動,中共建政後得到黨的信任與重用,六十年代為黨而導致家庭破裂,到了七十年代,竟活生生地被自己以身相許的黨所遺棄。在那文革的黑暗時代,專政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陳璉和千百萬受迫害者沒有兩樣,有理說不清,有冤無處訴,她屈辱、絕望、無助,生存意志被剝奪得蕩然無存。十一月十九日,在造反份子強迫她交出檢查材料以備加重批鬥的前晚,她從十一樓的窗口一躍而下,以死向當權派作出最強烈的抗議與血淚控訴。她書桌上留著幾張零碎稿紙,都是只有開頭沒有寫下去的交代材料,其中一張紙上寫著幾個潦草的字:

同志們:關於我被捕的情況,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陳璉絕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6]

陳璉死時只有四十八歲。父女二人,一個為國民黨、為領袖鞠躬盡悴至油盡燈枯,自知再無報國價值之後,走上自殺的道路;一個為共產理想背父毀家,最後竟被自己徹底效忠二十多年的黨反噬至無處容身。兩人命赴黃泉的時間,相隔十九年零六天。

可嘆的是陳璉的含冤而死,並沒能喚醒殺人者的良知,他們反而變本加厲,對已死的她展開更加凌厲的批鬥。華東局的造反份子召開聲討大會,說她是畏罪自殺,並列舉她的罪狀:被國民黨逮捕期間的變節行為、文革運動中不積極參與、膽敢藉自殺公然叛黨……,在群眾鼓噪咒罵聲中開除了死者的黨籍。然後收回陳璉住了五年的宿舍、沒收家俱、凍結她家僅存的微薄積蓄,連她火化的骨灰匣子上,家屬都不敢寫上陳璉的名字。遺下的三個孩子被掃地出門,流離失所,只好隨著人潮去農村插隊,姐姐必泓帶著不到十歲的小弟去了東北,老二必大去了雲南,這個本已殘缺的家,至此徹底解體。

袁永熙曾經一度被摘掉「右派」的帽子,文革開始後又被揪出批鬥,成了右派、叛徒、階級異議份子……,從一名教員被趕到農村去從事體力勞動工作。他完全沒有能力去照顧已經被打入社會最低層,無家可歸的三個孩子。袁永熙到一九七八年始得到平反,復出擔任北京經濟學院院長(琴薰姐的二兒子沈熙於該年入學,曾經和院長說過話)。

陳璉自殺十二年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上海市宣傳部為陳璉舉行追悼會,上海市委恢復她的黨籍。她的冤屈雖得昭雪,她付出的慘痛代價是永遠無法得到彌補了。

【原載《傳記文學》20011月第464號】 

參考資料

陳布雷部份:

陶希聖《記陳布雷先生》,傳記文學第4卷第5,6期及第5卷第2期(台北:1964)。

陶希聖《八十自序》,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台北:1978)。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叢書之五(台北: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北:1994)。

羅炯光、向全英編著《蔣介石首席祕書陳布雷》,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1994)。

陶泰來編訂《陶希聖年表》(未對外發表)(溫哥華:1999)。

陳璉部份: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及上海校友會編《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的道路》,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89)。

沈蘇儒《始言堂記事之二:三十六年──留給子女和親人看的家史》(未對外發表)(北京:1995)。

陸懷峰《陳璉玉碎文革》,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美洲:1999929日至102日)。

容斯湧《陳璉及父親陳布雷》,天地圖書公司(香港:2000

註釋

[1]    Bunker, Gerald E.,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2) 28

[2]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於194116日發表國會諮文,提出「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的人權觀念,期望於戰後建立一個奠基於四項人類基本自由的世界。這四個基本自由是:言論及表達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宗教的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於匱乏的自由(Freedom of Want)、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of Fear)。

[3]    貝弗雷基男爵(William Henry Beveridge, 1879-1963),英國經濟學家,以1942年提出的「貝弗雷基計畫」(Beveridge Plan)聞名於世,此計畫為英國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制度的基本藍圖。

[4]    陳天華是早年反對清廷最激烈的革命黨人之一,他寫的「警世鐘」、「猛回頭」,和鄒容寫的「革命論」三本書,是上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革命著作。陳天華在日本因備受滿清政府壓制,憤而自殺;鄒容在上海被捕瘐死獄中。見梁敬錞著、張源譯「辛亥革命」,傳記文學第十九卷第四期,197110月。

[5]    陳璉的生母楊宏農夫人是陳布雷的元配,產幼女二十餘日後以產褥症歿,布雷悲傷昏茫,旋託女於外家。外婆因憐憫這個未滿月即喪母的苦命孩子,從小便叫她「小可憐兒」,長大後即以陳憐兒為名,直至高中畢業才改學名為陳璉。

[6]    陳必泓《媽媽,女兒永遠懷念您》載于《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的道路》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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