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棠溪到沙坪壩

-五十五年前南開中學求學點滴-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汲汲駸駸,月異日新,發揚我前途無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大江之濱,嘉陵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南開校歌

- 陶琤 -

前言

已故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生於西元一八七六年。一九零四年在天津與嚴修、王奎章二人合辦「敬業中學堂」,一九零八年於天津郊外南開窪創立「南開中學」,一九一九年成立「南開大學」,一九三六年在重慶市郊沙坪壩設立分校「南渝中學」。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天津校舍被日機炸毀,師生南下沙坪壩復課,正式更名為「重慶南開中學」。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天津南開復校。一九五零年中共席捲大陸,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三日,張校長以腦溢血逝世天津。一九五三年「重慶南開中學」被改名為「重慶市第三中學」,喻傳鑑繼任校長,一九六六年喻校長逝世。一九八六年應海內外校友之積極要求,由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周為南開校友)向中央爭取恢復南開校名,並親筆書寫簡筆字「南開中學」校牌掛於校門口。兩校至今絃歌不輟,綜計天津南開已歷九十四年,重慶南開也有六十二年。

筆者於一九四三年考入「重慶南開中學」初中一年級,至一九四六年初中畢業,在南開優雅、開闊的環境中受教三年,屈指一算,距入學不覺已五十五年矣。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重慶南開在沙坪壩校園舉行盛大慶祝,紀念南開建校九十週年,國內外返校參加盛典的校友不下六百人。筆者夫婦二人(內子德順亦為南開校友)自台北經香港飛重慶,在沙坪壩住了五天。在此期間除與數十年不見的老同學們聚會敘舊外,也花了不少時間踏遍校園每一角落。雖然人事已非,校園景觀及建築物均留下了損壞斑剝的痕跡,但也同時看到許多整修及增建工程正在進行中,感覺到大陸教育當局對南開的維護與成長,仍舊是相當重視的。

張伯苓校長

張校長高瞻遠矚,於七七抗戰爆發前一年即在重慶建立分校,故津校被毀,渝校繼續上課,從未間斷。蔣委員長乃有「南開為中國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之銘言。抗戰期間,南開德育兼備的教育方式,蜚聲中外。誠然,南開校園的硬體設施,以當時的條件,其標準已具大學規模。除宏偉新穎的教學大樓及宿舍外,值得一提的,是其體育設備,諸如擁有四百咪跑道的運動場、司令台、看台之設計,以及各種體育器械,即使以今日之標準衡度,亦堪稱完備。至於籃球、排球、壘球場等,更是隨處可見。這一切都是張校長「注重體育」、「強身救國」之理想的具體實現。軟體方面,為全體師生奉行不渝的南開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不知為國家造就了多少優秀青年與棟樑之材。「公」的意義,是有大我而無小我,犧牲小我而成全大我,大公無私的人生觀;「能」的慨念,是充實知識以發揮潛能,提昇素質以落實管理,服務大眾的組織力。「日新月異」則是進取、創新、勇敢、求變的奮鬥精神。這種崇高偉大的教育目標,以及張校長念茲在茲的愛國情操,自然教育出一批批一秉至公、德智兼備的青年。一九四六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張校長名譽博士學位,校長法肯塞(Frank M. Fachenthal)於頌詞中稱譽張校長為「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建人及校長;設立學校,作育人才,全國景仰,舉世尊崇;五十年來,獻身於教育事業,培植青年,改造中國,一心一德,始終不渝。」並形容南開精神為「全國人民自信的象徵」。筆者深以身為「南開人」為傲。

今年(一九九八)十月又逢南開校慶,校友們在重慶、天津、北京、台北均將一如以往舉行活動。筆者願借此機會,佔用本刊篇幅一角,記錄一些五十多年前在戰時陪都重慶求學期間的往事,以資紀念。

重慶南岸馬鞍山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十一日九龍淪陷,十二月二十五日港島英軍投降。次年(一九四二)一月底,父親隨東江難民疏期隊離開九龍,由大埔乘漁船到葵涌,登陸步行二十餘日到衡陽,再搭湘桂火車經桂林換乘長途汽車,於二月二十七日抵達重慶。母親帶了我們一群孩子六人,於同年一月三十日搭乘日本疏期船「白銀丸」到廣州灣,上岸步行十二天到廣西鬱林,再乘長途木炭汽車抵達桂林。我們在桂林上學半年,於八月十六日搭長途汽車抵達重慶,住進南岸海棠溪馬鞍山南方印書館的印刷廠內。

南方印書館是陶鈞(子欽)先生與幾位湖北同鄉們所創辦的,陶先生特地把他住宅的右邊一半撥給我們全家老小作為棲身之所。我們在這住了三年,直到抗戰勝利。子欽先生與我們是湖北同鄉,他老家是麻城,我們是黃岡。他的夫人北方人,比陶先生年輕許多,曾經學過聲樂,常常清晨站在山坡旁吊嗓子。他們的女兒陶育美,在南岸「英才中學」唸高中。

我們一家人口眾多,除了父母親、大姐琴薰、大哥泰來、二哥福來、三個弟弟(晉生、范生、龍生)之外,尚有婆婆(祖母)、以及同從香港逃難而來的馬子元、高世坤二人。

南方印書館是湖北同鄉們在戰時首都的事業,承辦城奡X間大書局交印的書籍文件,以及南岸當地的一些印刷品。印刷廠房建築在山腰上,大門在山腳下,出入都須步行經過廠房,沿著山坡拾級上下。我們住的房子是新的磚瓦屋,房子前靠山坡有個院子,夏天婆婆在院子媗峊侁誘l裝的麵醬,晚上悶熱,男孩子們喜歡在水泥地上舖了草蓆睡覺。說來令人不敢相信,同住的馬子元及高世坤都曾經於半夜被一陣冷風吹醒過,睜開眼睛看見一個府下來的鬼臉,要他們讓位,總以為是在做惡夢,翻過身再睡。有一夜馬子元不信邪,回嘴說:「我不讓,你想怎樣?」那鬼臉馬上變色,伸出條長舌頭來,嚇得他大叫逃進屋堙A以後大家再也不敢在外面睡覺了。後來聽挑水的老李講,原來當年這棟房子時,曾經從地下起出八具棺木。我們這才發現原來那整個廠區根本就建在一片舊墳地上,許多破損的墓碑上刻有湖北麻城、黃安人氏等字樣。子欽先生說:「不要怕,不要怕!他們都是同鄉。」事實上,多年後母親也承認,當年的確有鬼瑰坐在帳子外床沿邊跟她說過話,不過她不怕,她說:「大家都是逃難在外的同鄉嘛,不會有事的。」

不久之後,父親的香港友人余啟恩夫婦逃到重慶,也搬來馬鞍山,住在山上一間小屋中。余啟恩是香港名會計師,抗戰勝利後一度出任國府黃埔港務局會計主任,大陸變色前夕返回香港。他的夫人羅月好,年輕時是香港女子排球代表隊選手。據說他們兩夫婦也時常覺得好像隔壁房間有人,不過余啟恩是足球健將,身軀魁梧,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居重慶的湖北人

湖北人過去移居四川是有歷史的。重慶南岸由海棠溪到彈子石,一望幾十里,幾個山頭和幾處山谷的土地都是湖北黃岡、黃安和麻城(簡稱岡安麻)三縣白花幫會館的產業。據說有清一代二百幾十年,三縣白花幫的商家,從漢口以帆船販棉花到重慶,再由重慶販生鐵回漢口,所運的貨物數量頗大。白花幫的會館「齊安公所」在儲奇門內大街,房屋高大,大廳的牆壁上可以懸掛一丈二尺以上的中堂與對聯條幅。公所的經費來自收取每包棉花銅錢幾文,捐輸數目雖小,但是日積月累,公所擁有大量銅錢和白銀,乃出資購買南岸的山頭,積下了幾十方里的土地和產業。重慶的棉花街,在清代是岡安麻同鄉擅場的街道。不幸清末發生了一兩次大火,棉花街的商號燒光了,三縣富商也隨之破產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三縣的人士集中戰時首都者為數不少。同鄉們改組「齊安公所」,推徐源泉(克成)先生為理事長,徐先生經管南岸的產業,將土地分租給那些疏散來南岸的人家,向每家收取一點輕微地租。由此積少成多,乃集資開辦南方印書館,並在山坡之下,創辦一座中學,名為「英才中學」。

母親向徐源泉先生商借土地種菜,他滿口答應,馬上撥了幾塊地給我們在印刷廠左首山坡上種菜,右首山坡下養雞。哥哥及馬子元幫忙墾地種菜,又雇了一名長工老李,幫忙挑水挖地。山坡一層一層種蕃茄、辣椒、白菜、蘿匐、豆子……什麼菜都有,吃不完還要送人,另外還在山上種了很多玉米,長得太快來不及吃,請印刷工人來摘也來不及摘,沒多久就都老了。Y

兩湖儲材小學U

除了「英才中學」之外,重慶市兩湖會館還在南岸辦了一所「兩湖儲材小學」。小學就在馬鞍山後面,我們兄弟三人都報名上學。范生二年級、晉生四年級、我六年級。上學須經過後山一片墓地。由於戰時經費與資源短缺,校舍很小,只有三四間茅草房子教室跟一個小操場。臨近年級的學生在教室中分兩邊坐,一邊上課,一邊自習或出外上體育課。全校共有學生約二百人,校長是湖北前輩范韻章先生,當時已年近六十,一身藍布長袍,留山羊鬍子,身材清瘦而兩眼炯炯有神,終日手持竹製戒尺巡視課堂,老師及學生們都很怕他。范校長自己兼教國文,讀起四書用湖北唱腔,別具一格。他管算術叫「算帳」,常罵我們「你們連帳都不會算,將來怎麼得了哇!」

范先生的千金馨香小姐,國府播遷後在台灣大大有名,曾經擔任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及大法官,他的先生是曾經當過考選部長,現任監察院長的王作榮先生。王部長於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競選總統期間,曾連續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捧李,甚至為黑金辯護,說甚麼「黑道也有人權,七十二烈士也是黑道……」云云,一時輿論大譁。李登輝當選總統後,任命王為監察院長。兩年後,王院長於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蔣經國總統逝世十週年前夕對媒體說「……李總統用人不甚高明,雖然想用好人,但無知人之明。」

這所半私塾型小學,設備簡陋,師資不足,不過在那戰時一切條件都極為貧乏的情況下,有書讀就很好了,所以學生們都能專心讀書。記得的校園趣事可真不少:有一次范校長唸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是那個打屁?快點開窗子……。」又一次我們在自習,聽見另一邊的老師唸道:「德意志共和國,乃是德、意國、與志國……。」再一次,下雨天走路不小心,連人帶書包跌落路旁大水溝,正在往上爬之際,訓導主任走過問道:「陶琤矷A你在幹甚麼?」我情急之下答道:「報告主任,清水溝。」第二天朝會,校長向全體同學宣布:陶琤糽韝j雨中為公服務,值得表揚。范生幾乎每天到課堂都找不到他的長板凳,不得已跑去報告校長,校長徹查,原來是隔壁的屠夫每天早上拿去殺豬,為的是那條凳子「比較寬」。晉生有一天回家問:「音樂老師教我唱『希聖一道醉好罐頭』到底是其麼意思呀?」弄了半天,才搞清楚原來那是抗戰歌曲「抗戰歌」中「……同胞們向前走莫後退,把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中的句子。晉生小學畢業後考入「英才中學」。

父親的工作

蔣委員長命父親在軍事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擔任第五組組長,工作是研究與撰述;第二處主任是陳布雷先生,辦公室設在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街陳主任公館中,父親每周參加中央宣傳部社論委員會的會議,共同商訂各地黨報的言論方針,不久之後兼任中央日報總主筆。

父親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天再渡江回重慶。琴薰姐於一九四一年從香港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這年暑假轉學到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隔幾個週末回家一趟。

由馬鞍山去重慶父親住處,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山腳朝東走小路約七公里到海棠溪,乘渡輪過長江在儲奇門上岸,再走路經牛角沱到上清寺。另外一條則從山坡後經過儲材小學朝西走到龍門浩,乘渡輪過長江在望龍門上岸,再上坡經正街走路到上清寺。第一條路比較近,但太偏僻,又要穿過地,不宜晚間行走;第二條比第一條路遠,但沿途有店鋪,比較安全,不過夏天江水淺時須在望門爬三百多級石階,十分辛苦,年紀大的人必須坐滑竿。至於姐姐、哥哥去沙坪壩,那就更遠了,過江後先要走到七星崗,再搭己縣長途汽車,走一趟要半天時間,沒想到後來我考取南開中學,舟車徒步來回南岸、沙坪壩之間三年之久。

《中國之命運》

蔣委員長於卅一年(一九四二)十月間著手寫一本書,指出我國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縳,一旦解除,人民應如何以獨立國家自由公民的資格,與世界各國的國民平等相處,同時,應如何自立自強,共同玫力於建國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成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蔣委員長要在這本書中呼籲中國共產黨放棄武力,共同參加建國事業,並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劃,鼓勵一般青年努力學業,準備成為建國的人才.蔣委員長指定父親擔任蒐輯資料及整理文稿的工作,由委員長親自校閱修改近二十次,初稿交南方印書館印製二百冊,分發黨政負責人士研討並簽註意見。最後定稿,全書十萬字以上,定名為「中國之命運」。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其最後一句頗引起參預之黨政人士們的疑議:

中國往昔的命運是以不平等條約能否取消這一舉,來決定其盛衰榮枯。而今日不平等條約既已取消了,則中國今後的命運乃就要決之於國內政治之是否統一,與國力之能否集中的一點之上。這是我們中國命運之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這二年之中。

由於當時國內及歐亞戰事激烈,沒人敢大膽預料二年內抗戰可以勝利結束,建議修改或刪除這最後一句。但是蔣委員長堅持不改。此後的事實如何?「中國之命運」是民國三十二年正式出版的,而抗戰於三十四年勝利姞束,時間不過二年六個月,與委員長的預測是相符的。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黨內有人向委員長反映外界批評頗多。委員長答道﹕「我發表一本書,如不能引起批評,我就失敗了。」

順昌鐵工廠

泰來大哥為了準備以同等學利考大學(香港德明中學的證件逃難時丟掉了),進入龍橋對岸貓兒石「上海順昌鐵工廠」當實習生,一面做工,一面溫習功課。順昌的主要產品是車床、鼓風機、製磚機等,資深技工都是來自上海、經驗豐富的師傳。哥哥被編入技工訓練班接受嚴格的現場訓練,一年後完成全部課程,取得正式技工資格。後來考取坪壩重慶大學機械系,全年機械工場實習免修,還當老師的助理指導同學工程製圖、打鐵、金工及鉗工。

關於哥哥進鐵工廠之事,父親在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寫給琴薰姐的信中寫道:

泰來已搬往順昌工廠,伙食住處均佳,但無人教書本上的功課。我要他一廠一廠的依次作簡單的工作,俾於全廠的機器得到知識。手腦並用,足以改革中國士大夫「四手不拈香」的空虛習慣。從技術工作之中求得知識,其知識始不落于空談。此種生活經驗到三十、四十以後學問成就之時,可以得甚大之裨益。泰來此時尚不能理解及此也。青年欲有大成就,則必去速成討巧之心理,即此種心理祛除之功夫本身將必為大用的根源。人生以工夫為路程,並不以時間為路程。學校中過時間,不外乎混時間而已。混時間豈可以為學乎﹖

報考南開中學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我小學畢業。當時的志願,是投考重慶市求精中學及國立第三中學。因為求精離上清寺不遠,若考取可住在父親那堙A相當方便;三中則遠在市小龍坎,但國立中學有公費,不必花錢,可以減輕家中負擔。姐姐的意見,則是既然要報考三中,不如去考稍遠幾里路的沙坪壩南開中學。我當然知道南開中學的盛名,不過那是間有名的貴族學校,學費貴不說,聽說入學成績要求極高,我這「儲材土包子」,真是想也不要想。姐姐可不以為然,她認為我試都沒試,怎麼知道一定不行,極力建議帶我去南開校園看看,再作決定。

過了幾天,我帶著證件跟姐姐去沙坪壩。從小龍坎車站走去,還沒進南開校門,遠遠便看見校園中巍峨的紅磚樓房,心中不禁一跳,真是既興奮又羨慕,同時又有些自慚形穢的感覺。進得校門,只見中間一個大廣場,左右各有一棟兩層樓的教學大樓。左邊的叫做「芝琴館」,屬於初中;右邊的叫「範孫樓」,屬於高中。正面是一座大型運動場,有許多穿了運動衣的學生正在那兒踢足球、跑步,猜想他大概是本地學生,暑假回校來運動的(後來才知道其中有不少是家在淪陷區,或家在外地的學生)。運動場左邊是三棟紅磚男生宿舍,右邊是女生教學大樓「受彤樓」、女生宿舍及圖書館。我看著看著,眼花撩亂之外,真是高興得有些暈眩。姐姐問:「怎麼樣?」我說:「太好了!」

當晚在中大姐姐宿合堙A認識了她的同學及室友蔣和(後來才知她父親是蔣百里將軍)、陳璉(父親陳布雷先生)兩位大姐姐。她們因為家遠,暑假都沒回去,聽說我想考南開,給了我許多鼓勵。第二天上午,姐姐帶我回南開拿報名簡章及問明報考手續,然後去小龍坎拜訪同學豐陳寶,承她應允我於考試期間借住她家。豐姐姐的父親是鼎鼎大名的文學、漫畫家豐子愷先生,她畢業後進南開當我們的英艾老師。

我終於決定報考求精、南開兩校。求精先考,我在上清寺父親宿舍住了兩天,早上吃廚房煮的浙江湯麵,上面放一個香噴噴的蛋包,中午在考場吃麵包,晚上則跟侍從室的叔叔伯伯們同桌吃飯.我在飯桌上第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的「文膽」、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先生。他白晰清廋,腸胃不好,餐餐吃烤麵包。我們晚上還一同跑過一次警報,大家帶了小板凳,鑽進阬空洞躲日本飛機轟炸。布雷伯伯摸摸我的頭說:「求精、南開,都是好學校。」

不久南開考期到了,姐姐先一晚我去豐家,然後自己回宿舍住。豐家位於小龍坎中央廣播電台發射塔附近的一片平地上,用竹籬笆圍個小院子,房屋是竹架子外面塗石灰泥,屋內的傢俱也大都是竹子做的。豐老先生留著山羊鬍子,穿一身中式掛褲,對我很和氣。我在他們家住了兩天三夜,考完試臨走時,他送了我一他的小漫畫冊。五十多年後讀「豐子愷自傳」,才知道這棟自造的「抗建式」竹屋,名叫「沙坪小屋」,它的正確地址是沙坪壩廟灣特五號。

兩天考試在南開大禮堂「午晴堂」舉行,絞盡腦汁、揮汗如雨,自不在話下,而自己似乎覺得考得不甚很好,心中七上八下的回到南岸。幾天之後求精中學放榜,我考取了,當然很高興,但不知南開結果如何,不得不預繳了一筆不少的「留額金」。兩週後南開放榜,我在報紙上居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真是喜出望外,終於如願地當上了「南開人」。感謝南開今後三年給我的教誨與栽培,她從此引導與影響了我一生做人、處事的基本方向與態度!

開學報到,我被分發至初一四組,全班約五十人,教室在「芝琴館」二樓,寢室在第三宿舍底層「零樓」。級任導師指定全班個子最高,像貌最英俊,課業體育均佳的同學汪希苓為第一學期的班長,因為同學們都是新生,互相不認識,無法提名選舉,因此第一學期的班長是「官派」的。n汪希苓從此當了兩年初一四組的班長。

一年後,哥哥考進重慶大學,從此我家有三人是「沙坪壩人」。週末不回家時,姐弟三人常去泡茶館,或上六合飯店吃片兒湯。有時哥哥和我兩人徒步二十公里去磁器口再走回來, 沿路吃著有名的磁器口花生及五香豆腐干,不亦樂乎!沙坪壩是戰時後方學術重鎮,街上有三多:書店、飯館、乾糧店。其中最有名、離學校最近的書店叫「時與潮書店」,除賣書籍文具外還出版一本期刊「時與潮雜誌」。書店的門是大開的,任令學生自由出入翻閱,因此擺出來的書籍雜誌大多是捲了邊的。我曾經斷斷續續、花了整個學期在那兒站著看完一部「基度山恩仇記」。有一天對街開了一家新書店,門是關著的,書架上還貼著「不准亂動」的條子,這家書店開張沒幾天就被中央大學的「天子門生」(中大校長是蔣委員長)給砸了。

沙坪壩有名的有飯館有金剛飯店、六合飯店、味斟香……等。金剛飯店太貴,我從未去過;六合賣包子、麵、片兒湯……,很受歡迎;味斟香賣粉蒸小籠、擔擔麵,價廉物美。南開校門正對面有兩家小店最受歡迎:自行車出租店及小麵店。學生們週末如不回家,租輛自行車上四百米大操場奔馳一小時,還車後去隔壁小麵店叫碗擔擔麵──多加紅(辣椒)、多加青(青菜),其味無窮!

乾糧店賣的是花生、花生米、花生糖、瓜子、五香豆腐干、炒米糖……等雜食。二十里的磁器口盛產香脆花生,因此人人愛吃花生。同學們研吃結果,認為花生米配五香豆腐干有「火腿味道!」訓導主任孫元福老師嚴禁學生走路吃東西,如果看見誰走路吃花生米,他一定會大聲叫出名字糾正。

南開精神永垂不朽

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十月,我和內德順從台北經香港飛重慶,參加重慶南開母校創校九十週年紀念。飛機誤點,降落機場時已近午夜,沒想到機場外有那麼多同學在寒風中等候,而我倆竟沒發現還有好幾位老同學與我們同機而來。大夥兒立即在機場外開始認人、大叫、擁抱,好不墊鬧。這就是南開人!無論天涯海角、睽違四十八年,一旦見了面,比親兄弟還要親熱。這使我想起民國三十八年南開校友在台大校園相見時的情景,似乎目前垂垂老者的相見歡,並不比當小伙子們他鄉重逢的豪情遜色哩!

「提到南開,就想到張伯苓」,這是世人普遍的印象。張伯苓校長與南開是不可分的,也可以說,張伯苓就是南開,南開就是張伯苓。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天津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洞悉日本侵華的野心,乃親赴四川尋覓校址,準備設立分校。經過幾番比較評估,最後選定重慶以東三十里的沙坪壩為分校校址,遂派訓育主任喻傳先生入川負責興建校舍,次年竣工開課,取校名為「南渝中學」。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日軍以飛機投燒夷彈轟炸位於天津郊外的南開學校,幾乎把所有校舍夷為不地。張校長乃帶了全體師生南下遷移,至沙坪壩復校,改校名為「重慶南開中學」,從此絃歌不斷,直至今日。日機轟炸天津南開的七月二十八日,重慶南開同學每喜以之為課外活動團體名稱,如七二八籃球隊(曾得全渝大中學校際籃賽冠軍)、七二八棒球隊、七二八歌詠團……等。一九四一年有一隊遠赴南洋宣宣慰僑胞的七二八籃球隊,因珍珠港事變爆發,交通斷絕不能回國,結果在馬來西亞娶妻生子,落藉異國。我於一九五九年赴南洋工作時曾在吉隆坡見到幾位七二八老隊員,談起往事不勝唏噓。

重慶南開中學,校舍建築,極為巍峨,舉凡教室大樓、禮堂、圖書館、男女宿舍、球場及四百公尺跑道的大運動場及看台等等,一應俱全,較之同在沙坪壩的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及小龍坎的中央工校,在硬體設施方面,毫不遜色,尤其在運動及表演藝術方面,南開是跟幾間大學平起平坐的。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蔣委員長曾經輕車簡從前來津南新村看望張老校長,並驅車在校園中轉了一圈,足見蔣氏對南開的關心與重視。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前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我駐美大使、前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及多位美國學者、教育家,為慶祝張校長七十大壽,特著專文,表達敬仰張校長偉大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和他一生對時代思潮的傳播及教育事業的成就。該書由司徒雷登彙編並寫序,胡適著「張伯苓傳」,哥倫比亞大學刊印,書名為 There is Another China(「那兒有另外一個中國」),封面上印有南開校訓「公能」二字,書名下之副題為「獻給南開張伯苓校長的論文集」。全書共收集論文十二篇,著者俱為美國教育界一時之選。

南開的課外活動

南開的生活作息時間:清晨五時半起床號響,六時十五分集合早操朝會,七時早自習,七時半早飯,八時至十二時上課四節。十二時一刻午飯,一時半至三時半上課兩節,以後為課外活動時間,六時晚飯,六時半至八時半晚自習,九時就寢,九時半吹熄燈號。

三時半至六時這段課外活動時間,學生必須一律離開教室,不准留在教室媗爬漁恁A每位學生必須參加至少一項活動,「三點半見」成了同學之間相約課後同行的口頭禪。課外活動的項目,包羅萬象,諸如球類、體操、話劇、京戲、歌詠、壁報、繪畫、攝影、音樂、勞作、鼓號、口琴、無線電等等,不一而足。我三年中先後參加了壁報、鼓號、口琴、無線電四項。許多項目都有公開表演、由全體師生檢視成績的機會,譬如話劇及京戲,每學年終了之前,都要舉行盛大的公演。記得公演過的話刻有「風雪夜歸人」、「雷雨」、「日出」、「桃李春風」、「重慶屋簷下」……等等,都是師生同台演出的。京戲則曾排出「四郎探母」、「群英會」、「玉堂春」、「鎖麟囊」、「八大」、「法門寺」……等等,除了師生粉墨登場之外,連文武場都由師生自己包辦。有一年排演挪威作家易卜生著的「娜拉」(原名「玩偶之家」),為了劇中有女主角離家出走的情節,演出前各班老師還為學生作劇情輔導,以免造成不良影響。愛好運動的學生每年十月十七日在校慶運動會上都有一顯身手的機會,鼓號隊則在隊伍行進及伴奏頒獎升旗時大出鋒頭。壁報更是每週或每月有多種貼出,五花八門、琳瑯滿目。還有歌詠表演、口琴演奏、攝影展覽、畫展、手工展、無線電播音……等等,真是應有盡有,充分表現出南開師生的活力與多才多藝。綜觀「三點半」的宗旨,是(一)不准讀死書,(二)融入群體活動,(三)養成組織能力,(四)擴展課外智識。從這堣難看出為何南開學生身心發展那麼平均,興趣與智識那麼廣闊,組織力那麼強,以及團結精神與進取心那麼堅忍。若干年後我取得美國業餘無線電協會的會員資格,參加南京市口琴獨奏比賽奪得冠軍,以及大學選讀工科,都拜南開課外活動的多樣化訓練所賜。

南開的內務

男生宿舍,是按年級由下而上分配的,我編入初一四組,住第三宿舍地下層,即俗稱「零樓」;「零樓」兩邊只有通氣孔,沒有窗子,通氣孔外面比路面略高一點,冬天可以看到地面上的雪。第二年初二,搬上一層到一樓,房間兩邊都有窗子,室內光線明亮,大家都精神一振。初三編入三組,更上一層樓到二樓,空間寬敞,居高臨下,大家心情更是開朗。我們的床舖一律覆蓋白被單,每天清早都得小心翼翼地把被子、毛氈一層層平舖成「豆腐干」,然後包上白被單,再用夾板夾出稜角,蚊帳也要捲成圓柱形。床下的臉盆及其中的毛巾、漱口杯、牙刷、牙膏、肥皂等,都有一定放置的位置及方向。值班老師每天「考美」一次,成績分為「紅美」、「藍美」、「白」、「劣」四等。每週結算,得全紅美的學生週末加放特別假(星期天可以晚兩小時回校)。這兩小時對我很重要,因為從學校回到南岸家裡,須搭公車、走路、乘渡輪、再走路全程要四、五個鐘頭,所以我每天特別細心整理內務,儘量爭取全紅美。

南開的食堂

抗戰期間物資缺乏,後方同胞的衣食住行,都極為艱苦。單就食來講,以四川的農產豐足,老百姓僅夠填飽肚子而已。南開的伙食,向來辦的不錯,與附近的中央大學及重慶大學比,他們是圍著桌子站著吃,而我們是八個人一桌(方桌每邊二人)坐著吃,舒服多了。我們早飯是稀飯、豆漿、小菜榨菜、黃豆、泡菜等。中、晚兩餐糙米飯,四個菜,無非是些粉絲、榨菜、四季豆、白菜、豆腐等。有一陣子中午加一碗紅燒牛肉打牙祭,同學們如獲至寶,雖然食指大動,但卻遲遲捨不得開動,一直拖到最後一碗飯時,有人帶頭開動,一碗紅燒牛肉片刻之間連湯帶水一掃而光。米是糙米,內含稗子、砂子等雜物特多,美其名為「八寶飯」。同學們個個都是檢出稗子、砂、石的能手,動作既快又準,否則包你一碗飯沒檢完大飯桶裡的飯已經顆粒不剩了。如果在吃飯時間有人參觀食堂,定會聽到滿堂此起彼落的敲碗聲,原來大家都在埋頭苦幹,用筷子檢稗子、砂石,然後在碗邊把它們敲落到桌上,速度其快無比。

有家的同學,週末回校總會帶一罐竦椒、豆豉、豆付干之類的小菜佐膳,名為「私菜」。「私菜」是要奉獻給同桌同學共享的,所以一罐「私菜」,大約三、四頓就吃完了。有人乾脆帶一罐拌鹽巴的豬油,用來拌熱燙燙的糙米飯,其味鮮美,絕對可以多吃兩碗飯。十幾歲的孩子在發育期間,胃口奇佳,哪怕你連吃四碗飯,這時如果有人請你到街上六合飯店去吃客飯,你再吃四碗,嘴巴仍是饞著。食量大的同學經常採取拖延戰術,拖到其他桌的同學都離開了,過去倒些剩下的湯湯水水,這叫做打遊擊。我曾經學著打過幾次遊擊,最高記錄為連吃十三碗飯,結果鬧上胃酸過多的毛病,拖了十幾年才治好。

食堂裡廂有兩個小房間,一是老師餐廳,一是回教同學的特別餐廳。老師的伙食比學生略好,早餐有饅頭吃。有一次廚房伙伕端了一盤饅頭送入老師餐廳,半路上不小心掉了幾個在地上,坐在附近的幾位同學,順手把它們檢起來,剝了麵皮吃掉了。訓導主任孫元福老師知道此事,極為難過,飯後把他們叫到訓導室狠狠訓了一頓,但這幾位同學並未受罰,只是被嚴格要求不可再做這種有傷自己尊嚴與讓老師們難堪的蠢事。自此以後同學不敢再犯,似乎過了不久,老師們的饅頭也停掉了。

民國八十三年校慶回校,花了整個下午重臨「芝琴館」、「範孫樓」、「午晴堂」、「忠恕圖書館」、「受彤樓」、男生三宿舍、三友路、莫愁湖……等等,不禁感慨萬千。男生食堂及附近的房舍,改變了許多。舊食堂已不用,全體男生都在寬大明亮的新食堂用餐。舊食堂旁邊的鍋爐房已經拆掉了,從前我們常用線做個小籃子吊雞蛋進入熱水槽煮來吃。舊食堂後面的盥洗室也不見了,以前每天清晨五點多,起床號一響我們就得帶了臉盆飛奔來此搯熱水,慢十分鐘就得用冷水洗臉,要是冬天可真是要命哩!倒是那座紅磚砌的水塔仍然英挺矗立,別來無恙,那長滿青苔與飽受班剝的磚面,勾起了我們這群花甲老學生對南開母校無限的回憶與懷念。

孫元福老師的洗臉哲學

對於學生們身心成長的過程,訓導主任孫元福老師有這樣一句話:「南開學生初一用尿洗臉,初二用水洗臉,初三用香水洗臉。」雖是戲言,它卻道盡了一個初中學生在南開頭三年中逐漸破繭而出的三個成長階段。初一生,剛來自小學,年齡不過十二、三歲,懵懵憧憧,渾然不知如何照顧自已,甚至有勞孫主任每週六早操後要大家在操場上脫掉汗衫襪子檢查蚤子,這不是「以尿洗臉」是甚麼?初二生,經過了一年的團體生活與紀律訓練,逐漸開始認識自己,增強自信,在平實的步伐中穩定成長,這正是「用水洗臉」的一年;初三生已是初中娃兒們的高班生了,這時他已自我定位為領袖人物,不但注重個人的儀表風度,還期待別人對他的注意與尊重,更渴望得到異性的青睞,比起初一剛入校門的混球,真是已經脫胎換骨,儼然小大人了,此之謂「用香水洗臉」也。

「芝琴館」大廳正面,有一面大鏡子,學生們一進門就會不自覺地對鏡自行整理儀容。鏡旁有一幅鏡箴:「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這是南開除「公能」校訓外,給學生們矯除頹廢、注重儀容、修心養性的最佳座右銘。

一支火把或一碗麵

南開學生,除極少數例外,一律住校。學校有個「回家證」的辦法,管理學生週末外宿。每個學生每學期准許週末回家住宿十二次。每次回家後須由家長在回家證的空格上蓋章,蓋滿後即不再准許回家過夜,但星期天早出晚歸不在此限。週末由星期六下午三時半開始,至星期日下午七時止。逾期銷假罰禁回家一次,因此大家都緊張,星期天唯恐回校過時。尤其我家住南岸,車、船、行路,少說也要四個小時以上,星期天吃過午飯,就要匆匆忙忙趕回學校了。

星期六下午放假前有兩節自習,學生們個個歸心似箭,那有心情做午麼自習,不過挨時間罷了。入學後的頭幾個禮拜,姐姐會早一點來教室外等我一同回家,有時踫到訓導主任孫元福老師,他會輕輕把我從教室叫出去,讓我早點走。但這種情形極少,孫主任必須公平對待所有學生,不能厚此薄彼。不久以後,我便爭取自己單獨回家了。十幾歲的男生要姐姐陪,同學們會取笑的。

姐姐陪我回家幾次後,身邊多了一位男生一路陪她到重慶,他是姐姐同班同學沈蘇儒。沈大哥(後來我們叫他蘇哥)是來自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的轉學生,後來纔知道他是民主同盟主席沈鈞儒的堂弟。他們兩人在我面前用英文講悄悄話,顯然不想讓我知道內容。

回家的路線,是先步行至五里外的小龍坎長途汽車站等車。週末下午除南開學生外,其他如中大、重大、中央工校、國立三中等校的學生,也都來同一車站搭車,因此車站堜鼎嘛蔣o水泄不通。當時人們沒有排隊的習慣,大學生們人大力氣,我們這些小娃娃,祗有混在人群中被他們擠,才能隨波逐流登上汽車,上得車來恐怕是一個半小時以後的事了。車行一小時到牛角沱,再步行半小時,下行二百多級石階,到儲奇門碼頭乘渡輪過長江,到達彼岸海棠溪時,已經七點多鐘,天都黑了。從海棠溪到馬鞍山大約六、七里,中間有一段崎嶇不平的石板路,相當難走,到家時大概晚上八點多,如果路上遇到些耽擱,則到家門已經是就寢時刻了。

有一天班長汪希苓跟我說,不用去小龍坎擠公共汽車,重慶大學江邊,有一條輪船定時直放龍門浩。他帶我走了幾趟,他在望龍門先下船,我則續程至龍門浩。因在重大開船比較晚,我大約只比平常早到家一小時。可是這一小時我可以跟弟弟們玩,他們上床睡覺後,我再裝收音機,對我來說,非常寶貴。我喜歡裝無線電,在學校埵菑v裝了架礦石收音機,夜埵陵仱蔑蝗馱W耳機收聽廣播。在家堳h迷著裝一架單管收音機,每兩、三週趁回家之便,先到舊貨攤購買一些零件,回家後埋頭安裝至深夜。星期天上午又要跟弟弟們玩耍,因此裝機進度非常緩慢,如此斷斷續續,直到暑假才完工發音。

一個冬天在回家路上,我到上清寺後繞道至米亭子找零件,順便又去舊書攤買本過時的無線電雜誌。錢差不多花光了,過了渡船上岸,天已大黑,這時忽覺飢腸轆轆,真想吃點東西再回家。摸摸荷包,剩下的錢只夠買支火把,或吃碗陽春麵,然而實在太餓了,把心一橫,吃了麵再說。等到一碗麵狼吞虎咽下肚後,我立刻後悔了,月黑高的夜堙A那條石板路沒有火把照明,該怎麼走回家?也罷,摸黑就摸黑,誰怕誰?走著走著心奡N開始哆嗦起來,原來那路邊墳地堶兒有破墳,哪兒露棺材,白天走慣了,都記得一清二楚,想著想著,身上直起雞皮疙瘩。沒法子,袛好兩眼直視,不敢往旁邊看半眼。偏偏那石板鬆動,走在上面咯噠、咯噠地響,我走一步地上響一聲,不走就不響,真好像身後有人跟著。我跑他也跑、我停他也停,前面伸手不見五指,遠處又飄著螢螢鬼火,好不嚇人。我越走越快,滿身大汗,好不容易遠遠看到了南方印書館大門,這下安全了,心情一放鬆,朝著大門使勁跑。忽然眼前一黑,「汪、汪、汪」,一條大黑狗迎面撲來,我哇呀一聲大叫,當場嚇得仆倒在地,那條野狗也被我嚇跑了。跌跌撞撞回到家堙A臉色蒼白,大汗淋漓,氣喘如牛,嘴堣j叫「後面有鬼追我呀!」把母親跟弟弟們嚇了一跳。從此以後,不管肚子多餓,再也不敢不買火把,那條石板路,我再也不敢晚上一個人行走了。

可敬可愛的美學老師

在眾多博學多才的老師當中,音樂老師阮伯英老師和美術老師陳湘燕,可能是最受學生歡迎的兩位了。並不是他們的學識或教學方法比其他老師高明,而是他們教的課程比較輕鬆,同學們上課時心情愉快、沒有壓力,因此容易欣賞兩人個性及風格上的特點。

n阮伯英老師,身材瘦長,文質彬彬,虛懷若谷,平易近人,身穿黑色中山裝或灰布長掛。他教我們淺顯樂理,鼓勵我們欣賞音樂,帶領我們練習齊唱與混聲合唱。他自編教材,蒐集中外名歌與抗戰歌曲,循序漸進,諄諄教導。我們在大後方會唱的歌曲,幾乎全部都是阮老師教的。每次上課,他總是不聲不響,先坐下來彈一首鋼琴曲,他最喜歡彈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Moonlight Sonata)第一樂章,或莫扎特的土耳其進行曲(Alla Turca)。前者旋律寧靜、像是在低頭沉思;後者琴聲鏗鏘、情緒慷慨激昂,每個音符似乎都刻劃著他的心境。傳說阮老師在音樂學院學鋼琴時是位才子,當時有位非常要好的女同學,畢業後本已論及婚嫁,不幸女同學忽然得病不起,從此,他就不再有歡笑。我們猜想,他彈貝多芬時一定是在全心思念已故的愛人,而彈莫扎特時可能是想從極端憂鬱中振奮自己。無論如何,他的故事及他的音樂,都深深地感動著每位學生。

陳湘燕老師則代表另一種、正好相反的個性曲型。她是中央大學藝術系的高材生,身材小巧,穿著合度,紮兩根小辮子,朝氣勃勃,活潑樂觀。對待學生誠懇而有耐心。學生們帶著小板凳跟畫圖板,在繪畫教室圍圈坐定後,陳老師先講是日主題與繪畫要領,然後就讓我們充份自由發揮,自己則在每位學生後面觀看片刻並及時給予個別口頭指導、或動手勾畫。她教美術的原則是先素描、後寫生,也是自編教材,勤改作業。下課前十分鐘,她會給我們講個輕鬆話題,此時小伙小們都會癡癡地欣賞老師的風貌。她講得一口標準國語,是話劇團的中堅份子。記得上演「桃李春風」時,也扮演一心辦學、積勞成疾老校長的女兒,老校長臨終時,女在榻邊哭泣,高喊「爸爸,你不要走,我要你辦學!我要你辦學!……」。她的哀傷神情與淒怨哭聲,一時風靡全校,「我要你辦學……」的呼聲此起彼落,害得她第二天上課在堂上「燒盤兒」(川語臉紅之意)。

我們在南開到底從這些可敬的老師們學到了甚麼?簡單說來,是一、老師們教學方式靈活,授課時旁徵博引,提高學習興趣,因此學生們的課業,在中學時代打好了紮實的基礎。二、多樣化的課外活動,激發了學生們對於團隊生活的參與感,從而發揮了追求課外智識與鍛鍊體魄的潛能。三、教師慈祥,同學友愛,南開校園,是一所「愛」的園地,這種愛凝鑄了老師們、同學們之間永久的互助與關懷。

愚報

暑假三個月在家無所事事,姐姐強迫弟弟們每天早上寫大字。我們覺得很無聊,乃提議辦家庭壁報,幾個兄弟分工合作,有的當記者、有的當編輯、有的當文書。父親給我們的報名為「愚報」,每週一期,手抄,報紙排版形式,四開一大張。我們把家中一切大小瑣事都加以描寫上報,並且採用驚人的頭條標題,極盡渲染之能事。我們過足記者癮,也練習寫作技巧,炎炎盛暑,倒也沒白過。「愚報」辦了兩個暑假,洋洋幾十大張,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們發了號外,又出了兩張紅色特大頭條的專輯,就此宣告停刊。因為擁有這些經驗,我們幾兄弟在學校堻ㄕ角F辦壁報的能手。姐姐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中大畢業,進化龍橋「中國農民銀行」工作。蘇哥考入重慶市美國新聞處當新聞翻譯員。

十萬青年十萬軍

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日軍發動全面軍事攻勢。先入侵鄭州,繼之進犯信陽,再經醴陵、湘潭而直取湘鄉,六月包圍衡陽。我衡陽守軍與日軍血戰四十七晝夜後,終告彈盡糧絕,敵軍於八月七日衝入城內,與我軍展開激烈巷戰。守城將領方先覺軍長於陷城前最後一刻電告最高領袖「來生再見」,其電文如下:

委員長鈞鑒:敵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來,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死報黨國,決不負鈞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之一雷,來生再見。職方先覺率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同叩。

全國軍民讀此電文無不熱淚盈眶、悲憤填膺。兩天後,衡陽陷落。九月,日軍進犯桂林。十一月桂林失守,十二月,日軍經六寨到貴州之獨山、重慶面臨威脅。

蔣委員長為加強軍力收失地,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殺敵報國。一聲「十萬青年十萬軍」,全國青年學生無不個個熱血沸騰,群起投筆從戎,掀起十萬青年從軍的熱潮。沙坪壩各大學學生熱烈響應。許多同學跑去重慶大學門口的兵處報名參加,準備去雲陽集中,等候飛往印度受訓。泰來哥也報名海軍,及參加中大航委會體檢,結果均因眼睛近視五百度,體檢未能通過。

我南開男兒自亦不落人後,高中部同學前往徵兵處報名,日有數十人。初中同學們也蠢蠢欲動。初中二年級首開紀錄,我四組班長汪希苓、楊世繼、陶錦藩,及二組胡甫耀四位同學毅然投效海軍,全班有一半人也跟著前往徵兵處排隊報名,有的天真地要做空軍射擊士、有的要當轟炸手……。可憐我們一群十三、四歲的小娃娃們,終因年齡不足十五歲而全部被刷下,祗留下汪、楊等四人。他們離校時報到之日,全班同學都到公共車站相送,大家淚流滿面,祝他們旗開得勝,凱旋而歸。

我級四位從軍英雄先在重慶唐家沱接受短期入伍軍事訓練,隨即派赴美國佛羅里達州邁亞米市(Miami)海軍訓練中心受訓,戰後不久結訓,全體官兵帶領美國贈送的軍艦返國。汪、揚二人旋考入中國海軍官校,畢業後在海上服役多年,參加大小戰役無數,其間曾再赴美接受專業訓練。希苓積功昇至聯仁軍艦艦長,曾參加銅山港突擊行動立功,獲總統蔣公召見,並當選國軍戰鬥英雄。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派至我國駐義大利大使館擔任中校武官,五十二年(一九六三)獲選擔任蔣公海軍侍從武官六年。五十八年(一九六九)派赴華盛頓擔任大使海軍武官。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回國出任國家安全局副局長,未滿一年,復奉派至美擔任武官十餘年,官拜海軍中將,與五角大廈的美國高級將領建立了極為良好的關係。

汪希苓於七十四年(一九八五)於國防部情報局長任內因捲入台灣黑道涉及的「江南命案」(美籍華裔作家劉宜良因著作「蔣經國傳」觸怒當局在舊金山被刺)而去職。關於汪希苓涉及此案,外界傳說紛紜,他重獲自由後亦絕口不提,然我南開同學絕對無人相信刺殺行動是他下令的。原因很簡單,以他幼年陶冶於南開的良好人格教育環境,從軍數十年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嚴格軍事訓練,以及在美國十多年高級將領生涯中所領略的職業道德規範,他絕對不會糊塗得要去指使黑道殺人的。

陶錦藩乃上海名建築公司陶馥記創辦人之子,公司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隨政府遷台,他為繼承父業,較早離開海軍,不幸已於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年因病去世。胡甫耀的父親於抗戰時期擔任四川省財政廳長,赴台後因受其父政治立場所影響被迫離開海軍,現在台灣從商而事業有成。

日本無條件投降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暑,盛夏酷熱。八月六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廣島市於數秒鐘內全燬,死傷數十萬人。九日,美國飛機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皇室及軍方恐慌萬狀,通過蘇聯向盟國轉達投降願,及請求保留天皇裕仁的地位。史達林得知日本求降,立即出兵強佔我國東北數省。八月十日,中、美、英、蘇四大同盟國通過瑞典政府向日本表示同意接受其投降請。傍晚,父親從上清寺回家,告訴我們據美國總司令部判斷,不出三天日本必定投降。忽接姐姐來電說美國新聞處聽到舊金山廣播,日本接受同盟國公告,無條件投降!我們得此消息時,外面還靜悄悄的,趕快下山買鞭炮放將起來,又在山坡邊向下高呼:「日本投降啦!日本無條件投降啦!」父母親激動得淚流滿面。大約一小時後,報紙發出號外,此時山下鞭炮聲,先是零零星星,逐漸變成一片震耳的密密麻麻嗶啪聲,以及人群的吶喊聲。我和晉生興奮地再跑下山去買鞭炮,只見大街小巷人潮洶湧,個個都興奮得滿面通紅、手足舞蹈,歡呼聲不絕於耳,鞭炮差不多都賣完了,剩下的店員自己拿來放。忽聽見一名路人打著廣東腔的四川話說:「勝利了,格老子我事也不要做啦!」重慶方面,全市幾乎沸騰,街道上燈火通明,人群擠得水泄不通,同胞們忍受了八年的辛酸痛苦,此時盡情發洩,瘋狂地慶祝八年抗戰最後勝利。

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簽署「停戰詔書」,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十五日,蔣委員長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暨世界人士書」,宣布中國對戰敗國日本將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並呼籲全國軍民勿對日本人民有侮辱與報復的行為。這篇歷史性的文告是陳布雷先生的手筆。我的自裝收音機,此時發揮了作用,全家都親耳聆聽了蔣委員長這篇重要的談話。

沙坪壩呢?重慶「世界日報」八月二十日刊載了一篇「沙磁區通訊」:

我們勝利了---記沙坪壩狂歡之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歷史上將是如何令人珍貴的日子,侵略我國已近百年的日本,終于在這一天的上午,向中美英蘇無條件投降了。苦戰八年,否極泰來,當天外飛來喜訊傳到沙坪壩,壩上立刻像中電,中了魔!平靜的文化區剎那間歡聲震天。上海染織公司用紅紙書寫了「日本投降的電訊」,復東文化館也用紅紙剪貼了「慶祝勝利」的標語。

人、人、人,壩上的人全上了街,打烊的店又開了門,電燈也大放光明,不像平常那樣昏慘慘了。南開同學最熱情,他們排成隊,舉著火把,喊著口號﹕「中華民族萬歲!中華民國萬歲!」重大、中大更多的學生在街頭歡呼,狂跳,舉著火遊行。爆竹震天響,一浪高過一浪,多少江湖朋友,也打起鑼鼓唱將起來。

姐姐的婚禮

抗戰勝利那年(一九四五)九月,姐姐與蘇哥在重慶訂婚。十月蘇哥調職上海美國新聞處,他們兩人同去上海,姐姐進入「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工作。十月廿五日,兩人在上海舉行婚禮。新居在虹口狄思威路一零八四弄四號,禮堂設在金門飯店。證婚人是上海市長錢大鈞將軍,介紹人是上海「申報」總編輯陳訓畬先生。蘇哥後來經父親介紹進上海「新聞報」當記者,在名記者趙敏琱滮U工作。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五月十二日,父親在舊金山我家中曾對姐姐的三個女兒:沈寧、沈熙、沈燕作以下的口述:

琴薰與蘇儒的婚禮,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舉行的。禮堂在金門飯店八樓大宴會廳,以茶會招待賓客。證婚人是上海市長錢大鈞將軍,介紹人是上海申報總編輯陳訓畬先生。當時抗戰勝利不久,重慶政府尚未還都南京,但蔣委員長領導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中國躋身世界五強之列,其聲望與威嚴,正是如日中天。我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組長的身份抵達上海,自然備受各方尊崇。所以這場婚禮,真是賀客如雲,金門飯店門前更是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盛。

最有趣的一個插曲,是介紹人陳訓畬先生到了禮當門口,竟擠不進水泄不通的人群,無法到達禮台,而婚禮進行在即。情急之下,祗好大聲呼叫站在禮台的一位朋友,代他執行介紹人的任務。

蔣主席平時不大為喜慶場合題字,那天也特地派人送來親筆條幅一件。

年底,陳布雷先生積勞久病,辭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之職。侍從室亦隨之撤銷,父親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仍兼中央日報總主筆。

二二二反蘇遊行

南開學生傳統上參加愛國運動從不後人,但從不參加政治活動。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的「二二二大遊行」是唯一例外。

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民政府頒發停戰命令,中共亦將停戰命令下達各部隊,政治協商會議同日開幕。參加會議的人員,國府代表團為孫科、吳鐵城、張群、陳布雷;中共由周恩來擔任代表團長,其他各黨派亦有代表參加。

在二十一天的政治協商會議中,成立了五項協議。其要點為﹕(一)國家政策由國民政府委員議決,(二)規定和平建國綱領,(三)實行軍隊國家化,(四)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五)制定憲法修改原則。父親在此期間曾經在中央日報一連串寫下四十篇社論,與中共喉舌新華日報作戰。

這年一月二十三日,蘇俄軍隊從長春撤退,中共軍隨即開進長春市。共方宣稱為「民主聯軍」的勝利,馬歇爾特使與國民政府及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三人會議,屢次商談東北問題,迄無協議。此時共軍與蘇軍互為勾結,阻撓國軍在東北接收主權,俄軍在東北拆遷工礦設備,擄掠姦淫我同胞,復槍殺政府派往接收撫順媒礦的礦冶專家張莘夫。蘇軍的暴行,激起了全國學生青年愛國家、反侵略的浪潮。

為抗議礦冶專家張莘夫在東北為接收撫順煤礦被蘇共所殺,全重慶各大、中學校聯合發動擴大示威遊行。二月二十日,中央工校的學生代表來南開協調參加遊行事宜。初中部訓導主任孫元福老師,砲兵出身,對於這次前無先例的反共大遊行,非常熱心,積極部署參加,準備於二月二十二日清晨出發,步行至途中與其他各校學生隊伍會合,前往重慶。孫老師的反共態度,引起部分左傾老師的不滿,我們廿二日清晨五時在大操場結集準備出發時,生物老師方慕韓擠上司令台,大聲譴責孫主任處理不當,企圖制止大隊出發。

南開隊伍在沙坪壩街上跟中大、重大的隊伍會合,行至小龍坎,再跟中央工校及等在那兒來自山洞的教育學院隊伍會合,一行浩浩蕩蕩地向重慶行進,沿路與我們會合的隊伍,不計其數。高呼口號的重慶學生反蘇遊行大隊行經重慶街道時,馬路兩邊的民眾莫不揮淚振臂,與慷慨激昂的學生們高聲呼應。進入市中心後,熱心的市民們紛紛給我們送茶水及大餅,並頻頻慰問。我們則不斷地高呼反共口號,直到下午五點聲嘶力竭之下,才解散隊伍。

泰來哥自始至終熱烈參加遊行運動,並且被大會選出執筆寫「告全國青年書」,沿途散發。遊行隊伍早上從沙坪壩出發約在中午到達重慶市區,經過上清寺時,見父母親、弟弟們,以及暫住我們家的連士升先生,站在台上觀看。隊伍行經新華日報門口時,群情激憤,竟將其門窗搗毀。

父親此時在中央日報發表「國際問題國際解決」的社論。說明東北問題不在政治協商的範圍之內,蘇聯軍隊在東北阻撓國軍接收主權之暴行全為非法,已把東北問題造成國際問題,應由國際解決。這一論點,一時引起國內及國際間的注意及議論。

還都

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三日,父母親帶了晉生、范生、龍生搭中央宣傳部專機飛南京。由南京「中央日報」馬社長星野先生撥給兩路口附近,田吉營一所房屋住下。五日,父母親乘火車到上海探望姐姐。兩星期後再回南京。泰來哥與我二人仍留重慶。

泰來哥依照教育部規定填志願表等待分發至上海交通大學。我正讀南開初三,必須畢業纔能去上海或南京升高中,因此我們兩人暫留沙坪壩。暑假則住在國府路建國村七舅家,想法子回南京。此時踫上中航公司鬧工潮,飛機票機會渺茫。我們打聽到有水、陸兩條路線可去南京﹕水路是乘木船沿長江順流而下,但聽說船經三峽時有覆舟之險。陸路是坐木炭長途汽車經寶雞東行,因道路戰時毀壞殆盡,走走停停可能要跋涉三個月纔能到達。兩條路看來都不可行,祗好還是等飛機,因為到底以父親與中宣部的關係,總有一天會等到機票的。等待期間,兩人常去看電影,都是些美國共和公司的「隱身大盜」或西部片。

七月中旬,忽接中宣部通知取機票,七月卅一日,按通知前往交行李過磅,預備次日啟程。八月一日晨四時起床乘吉普車往航空公司,不幸車子半路拋錨,乃下車步行至公司,等到六點鐘天亮,中宣部的人才到齊。八時搭卡車至九龍坡機場登機,九時許起飛,中午在武漢機場降落加油後再起飛,下午四時許降落南京明故宮機場。第二天搭夜車直奔上海。八月三日清晨五點到達上海虹口車站,僱三輪車到狄思威路與闊別十個月的姐姐及姐夫相見,大家歡欣異常。下午姐姐帶我們逛大公司,發現她已經滿口上海話矣。在上海小住後,回南京報考高中。我考入南京「市立第一中學」。

海外的南開支流

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來台後考入台大,在校園遇到了幾位南開同學:重慶的黎桐、李福廣、言頂松、羅士元、吳東明,和天津的康寧、韓隆華、王鴻恩等,乃創議組織台大南開同學會,並開始尋找其他校友。我們到大一各班教室窗口向堶控i望,只要看見用心聽講、勤寫筆記、儀容整潔的同學,下課後到門口一問:「你是不是南開的?」八成的答案會是:「我是南開的。」同學會最高峰的人數超過四十人,我們的活動頗多,壁報、音樂欣賞會、電影欣賞會、合唱團、郊遊、賽球、橋牌等等,不一而足。台大南開同學會持續活躍了四、五年,因為後繼無人(最後來台的是一九五零級),畢業後,大家各奔東西,出國的出國,就業的就業,以後彼此聯絡就少了。台大南開校友,加上師大南開校友如鄭均華、台南工學院王一涵等,人數雖然不多,在當年大陸全面封閉的時代,卻是一股母校在海外的支流。如今在國外學有所成的校友,相當大的部份是當年從台灣出國的。

除了大學的南開同學會外,台灣還有一個「旅台南開校友會」,主要成員是包括戰前與戰後天津南開大學與中學,以及一九四四-四六或以前的校友。這個校友會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活動,除每年張校長冥誕及校慶舉行紀念聚會外,還與大陸校友輪流每年出版通訊刊物。目前健在的校友有:趙自齊、陳豫、王洪鈞、袁昌炎、陳志正、汪敬熙、汪希苓、公孫嬿、齊邦媛、崔玖、洪娟、郭良蕙等二百餘人。已故知名校友有查良鑑、胡光麃、李達海、王紀五、余夢燕、鄒梅、吳大猷、張源等人。

【原載《傳記文學》19989月號第436期;20023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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