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陶盛樓記》追念先姊琴薰

- 陶琤 -

美洲世界日報副刊從20005月起,連載外甥沈寧寫的長篇小說《陶盛樓記》,長達七個月,頗受讀者歡迎。台北聯經出版社隨後決定予以出版。20023月,上下兩冊的《嗩吶煙塵》出版,在美洲世界書局排名十大暢銷書之列。本文為筆者為該書寫的序。─ 陶琤矷C

 (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十高齡的父親由大哥泰來、大嫂晏章沅陪同,從台北飛抵舊金山。沈寧、沈熙帶著妻兒先一日來我家,等候一齊去機場迎接。在機場見到外公和大舅、舅媽推著行李車從海關門出來時,寧、熙兩人不自覺地跪在老人家跟前,涕淚滿面。目睹這個感人場面的中外接機人士自然地向兩旁後退,讓出一條通道容我們通過。

陶琴薰抱著一歲沈寧攝于香港(1948

回到家中,風塵僕僕的父親看著年過四十,臉上已有不少皺紋的外孫寧寧,不禁想起一九四八年離開上海時,他尚不足兩歲之情景;而從未見面的外孫沈熙,得在此相見,一時悲喜交集,不能自已。外祖父怕勾起太多往事,連忙拿出在台北準備的小禮物分給各孫及重孫們作為見面禮,他一面分禮物一面說﹕「今天不談往事,今天不談往事。」沈燕當晚從亞利桑那州趕來拜見外祖父,外公稱讚她的一口標準北京話說:「妳可以回台北當新聞廣播員。」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天錦樓」為父親及大哥大嫂洗塵,灣區親朋好友四十餘人赴宴,包括南開、台大老同學,工作伙伴,以及雲林禪寺的同修等。沈家三兄妹特別預先用毛筆寫了一付紅色的條幅送給外公,字曰:

春秋卅餘載   離合一親情

啼兒高七尺   天涯叩九旬

開懷摻淚酒   擲觴話古今

繞膝盈幾日   欣慰滿生平

三天後,姐夫沈蘇儒自北京趕來相聚,翁婿上海一別,不覺已近四十年,如今海隅再見,人事已非,恍若隔世。蘇儒帶來一幅伯父在武漢親筆寫的百壽屏,為父親九十歲壽。父親在我們家小住數日後,即由沈熙護送至華府探視六弟龍生、國雲一家,數日後,再往印第安那州看望孫兒女德興、若昭,然後飛往亞利桑那州探視四弟晉生、家麟一家,和長孫女若蕙及孫婿方和同。八月十七日返回舊金山,二十一日由大哥、大嫂親陪飛回台北,結束為時二十八天的北美之旅。五弟范生那時正在千里達忙著探測油田,未及趕回團聚,但五弟妹戚瑞華及二子德智、德仁,均來拜見祖父。

父親走後,內子德順整理房間,在書桌上發現一疊稿紙,原來是父親這二十幾天信筆寫下的雜記,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半,泰來夫婦扶持我搭華航班機自桃園機場起飛,越太平洋,計飛行十一小時,降落舊金山機場,當地時間是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半。我在飛機上早餐,下飛機,家屬及親友相接,到達琤肸a,七時晚餐,方纔覺察這一天,省了半日光陰,又省了一頓午餐。

沈寧、沈熙,先來此候見。至晚餐頃,沈燕從杜桑趕到。沈燕自大陸出來,已七年矣。今日在此得見,悲喜交集,言與淚隨。直待二十五日下午,我為此三個外孫談話兩小時。

沈寧、熙、燕三人是我們已故去的親姐姐琴薰的三個兒女,我是她的三弟。父親回台後即來一信說:「我到美國走了七處,看望家裡七房,四代聚談,自是海外陶家的盛事,九十壽慶的大舉。」

(二)

琴薰姐、泰來哥和我三姊弟,曾經患難與共,出生入死。我們之間有著堅如金石的手足之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展開全面抗日戰爭。父親那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同時在北平多間大學兼任教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父親隨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出走河內,後往香港居住,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轉赴上海。十一月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談判達兩個月之久,終於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滅亡中國的陰謀與野心,因對中日和平運動徹底失望,而決定脫離。十二月十三日,母親斷然採取逆向行動,親攜我們姐弟五人前往上海,希能以此掩護父親離開上海;此時重慶方面也正透過杜月笙先生設法營救。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父親與高宗武潛離上海前往香港;十三日,母親帶了晉生、范生兩弟離滬赴港。自此琴薰姐、泰來哥和我三人在上海之行動即受汪組織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監視。二十一日,杜氏門人萬墨林親自策劃掩護我姊弟三人安全登船離滬。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秘密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這在當年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新聞。

琴薰姐回香港後進入培道女中,一九四一年唸高二時,以同等學力考取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二轉學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五年夏畢業,進重慶中國農民銀行,抗戰勝利後赴上海服務於「中國善後救濟總署」,次年(一九四六)與中大同班同學、上海美國新聞處英文編譯沈蘇儒結婚。一九四七年夏,蘇儒進上海兩大報紙之一的《新聞報》為記者,旋即被派往南京採訪政治新聞。姐姐隨姐夫來南京在我們家居住一段時期,不久即搬入報社的宿舍。同年九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取名沈寧。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大陸東北戰事國軍失利,長春、瀋陽相繼陷落,國共雙方集結數十萬大軍在徐蚌(淮海)地區決戰,國軍潰敗。前線戰況急轉直下,首都人心動搖,下關火車站上一時箱籠堆積,婦孺擁擠。十二月十七日,母親帶我們姊弟七人擠上火車去上海,父親仍留南京。幾天後,我們在外灘搭上開往香港的怡和公司四川輪,一家人露天睡在貨艙蓋上,航行時海上風浪迎頭打上甲板,舖蓋盡濕,老小蒙頭瑟縮,無處躲避。台灣海峽風浪極大,輪船搖擺顛簸,個個暈船嘔吐,狼狽不堪。

到香港後,父親友人余啟恩安排我們暫住他新界上水家中。三個星期後,母親和琴薰姐在九龍大南街「一定好」茶樓三樓租到一間空屋,找木工做三個簡陋的隔間,一家人擠住其中,共用兩盞電燈、一間廁所,過著前途茫茫的日子。姐姐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寧寧,每天做飯做家事,泰來哥和我報名「華南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弟弟們無所事事,大家心情十分煩躁。農曆年底,母親帶六弟龍生去上海隨父親同往溪口晉見已下野的蔣公。開年(一九四九)三月底,蘇儒姐夫從上海來香港,幾天後他們搬去姐姐的西南聯大同學許湘蘋家中居住。姐姐決心不再留在香港,向姐夫表示「你留我留,你走我走,生死禍福,在所不計」。

這時大陸的局勢是:蔣中正總統已於一月二十日發表引退文告,李宗仁副總統就任代總統行使職權,隨即發表聲明表示謀和決心。四月一日,國府和談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等人抵達北平與中共談判。一時社會上瀰漫著內戰將停,和平在望的新期望。姐姐和姐夫與一般知識分子沒有兩樣,他們對國民黨失望,對和平抱幻想,復寄望於共產黨所描繪的新社會新氣象。而香港這邊難民日增,人浮於事,就業定居均有困難,又對台灣的前途不確定。四月八日,姐夫、姐姐帶著寧寧離開香港回去上海。從此手足天各一方,再也不能相見。

(三)

琴薰姐回上海後先在上海職工學校任教職,後隨姐夫調北京,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任編譯工作,她認真工作,然而由於家庭背景關係,無論她如何努力,都永遠受到排擠和歧視。一九五七年,因直言賈禍(發了一句「現在懂了祥林嫂,捐了門檻還是不得超生」的牢騷),被誣為「右派份子」,幸經部門主管力保,未遭下放勞動。其後又值「三年困難時期」,全家老小七口,每日數米而食。姐姐在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繁重的工作負擔下,侍奉婆母、相夫教子,無論如何艱難困苦,始終無怨無悔,永不氣餒,從不絕望。

一九六六年又逢「文革」浩劫,琴薰姐因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被批鬥折磨未獲及時治療而逐漸惡化,終至雙腿彎曲不能站立,批鬥者猶指她故意裝病,即使呈上醫院證明,也無濟於事。她成了革命對象,強迫下鄉勞動之外還要去幹校學習改造,她的病因而越來越嚴重,四肢骨節腫大變形,根本無法行動,一九七二年被迫提前退休。一九七六年春天,范生五弟從美國寄去特效藥片,姐姐服用有效,可恨此後再寄往北京的藥品,即被海關查扣退回,姐姐給范生去信說:「這瓶藥輾轉萬里,卻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遺憾之極」。蘇儒姐夫服務於外文出版社、中國建設等單位,文革期間亦曾多次被誣陷、揪鬥,而遭關、押、下放。此時寧、熙、燕均先後分赴內蒙古、陝北及昌平縣農村「插隊」。在這段期間,姐姐以殘疾之身,孤單獨處,以罕見的堅強意志和偉大愛心,支持姐夫和子女在逆境中求生存,而她思念父母及諸弟之情,仍無時或已。

一九七八年四月,琴薰姐病情轉重,八月十四日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五十八歲。此時文革已結束,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正陸續為所有「右派」平反昭雪。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政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追悼會,旋移靈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琴薰姐去世的消息經香港傳到台北,大哥設法瞞住父親,可是他與新聞界訊息暢通,很快就知道了。父親表面堅強,內心悽苦,尤其可憐外孫女燕兒年幼失母,寫了一首「哭琴兒,念燕兒」的詩:

                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

        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

 

                (註)琴薰 兒病逝北平,近始得確息。所遺男兒二,女兒一。

                                  小女燕兒既失學,又喪母,何以為生?憐念之餘,口占如右。

(四)

  寧、熙、燕三名外甥,得到舅舅和長輩們的協助,先後來到美國。燕甥先來。她從小上學就得承受老師同學對外公及媽媽的批判,唯有沉默以對。一九六八年畢業於北京三十九中初中,校方決定分發學生進北京工廠。此時正值文革動亂,對於小燕的前途,學校認為「黨會落實政策,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應該沒問題。不幸希望落空了,學生一個個跟著工廠來的人走了,只有她沒有任何工廠願意接受,學校和黨支部也不管她了,小燕心理受創極重。

一九七九年我在印尼工作時,曾託在德國悌森公司服務的好友伍綿蒲博士,趁出差上海北京之便,探訪姐夫。姐夫很想送年已二十幾的女兒出國換個環境,如果可能的話,讓她繼續讀一點書將來好養活自己。熱心的綿蒲兄經過多次奔波,辦成了小燕的出國手續和美國探親簽證,我託綿蒲帶錢至北京為小燕買機票,又與住在加州莫洛灣的五弟范生聯絡,託他接機及就近照顧。

一九八零年七月六日,小燕飛抵洛杉磯,在范生家暫住兩星期後,由四弟晉生接去亞利桑那州杜桑家中居住。晉生安排她進亞利桑那大學英語班補習英文,設法轉換學生簽證,英文班結業後又為她申請大學入學許可。半年後,小燕進入大一系統及工業工程系,學雜費用除了初期一部份由外公及晉生舅接濟之外,其餘均靠打工自立。四年之後得到科學學士學位,憑她出色的畢業論文拿到獎學金繼續攻讀碩士學位,主修人工智能。學成後進入電腦界發展。小燕終於脫離惡劣環境,以三十之齡在新大陸學成就業,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寧甥其次。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他從北京飛抵洛杉磯,遠在亞利桑那杜桑市的沈燕,特地來機場迎接(此時我正在加大洛杉磯分校唸管理研究院)。當年姐姐帶他去香港又回大陸時,沈寧還不到兩歲,成長及求學期間受盡歧視,文革時期親歷全家被多次抄砸。一九六九年中學畢業後插隊陝北,在劇團當小提琴手,因「成份」不好,備受排擠。一九七七年考北大成績及格,但因其父政治審查問題,北大不敢錄取,改考西北大學。在學時申請到愛阿華州立大學的獎學金,畢業後又格於政府規定無法成行,乃進陝西電視台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夏天才辦成出國護照拿到簽證。

我為兄妹二人在附近旅館租了一間房間晚上休息,白天來我們的公寓相聚,寧寧含淚講述媽媽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悲慘遭遇,我和德順聽了萬分心酸。第二天,我帶沈寧逛百貨公司,買些美國學生喜歡穿的衣物鞋襪,從頭到腳徹底「換裝」,三十多歲的外甥,一下子變成帥哥。第三天,兩兄妹自行去狄斯奈樂園玩,回來時搭錯巴士迷了路,差點找不到家門。第四天,我駕車帶二人遊覽環球攝影場,及好萊塢明星住宅區的漂亮房屋。第五天,兄妹兩人飛杜桑晉生、家麟家中盤桓數日,沈寧即逕往愛阿華大學報到入學讀東亞系,兩年後得碩士學位,進教育界工作。

熙甥最後。一九八四年一月,沈熙來美。他因從小目睹大陸每一次政治運動,父母都被捲入,慘受無情衝擊,於十八歲那年眼見他們又不能避免成為文革批鬥的對象,懷著痛苦絕望的心情,前往內蒙「插隊」。在內蒙一待十年,於一九七六年回到北京,自己覺得「像是剝了一層皮」。一九八一年,他畢業於北京經濟學院,到美國後進入亞利桑那大學攻讀經濟學。據他說,由於大陸的經濟學以馬列主義為本,與西方自由經濟學說大相逕庭,上課之初頗為難以調整所苦。一九八五年得亞大經濟學碩士學位後,轉入紐約州立大學繼續攻讀經濟與財務,一九八七年得博士學位,在財務專業領域發展。

舅舅們見到先姊遺下的三名子女如此上進,都能在新大陸自立生存,感到無比的安慰。

(五)

一九九七年九月,忽接沈寧來信,說他已辭去工作,準備專心寫母親的故事,以完成他多年的心願。我問他:「你辭去工作,準備何以為生?」他說:「媽媽臨終時我就立下心願,要把她的悲慘遭遇寫下來,如今我已五十歲了,再不動筆要等到何時?當年外公帶了外婆、媽媽和舅舅們去上海,靠著一支禿筆,不出幾年就打出天下;如今我們還有小燕(甥媳孫小燕)一份薪水,省吃儉用,我可專心寫作,日子可以過得去的。」

我了解寧寧的心情,他媽媽坎坷的一生真是一言難盡。在我的記憶中,姐姐一生最平靜快樂的日子,似乎只有少女時代在北平的六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和青年時代在重慶、上海和南京的六年(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八)。總共不過十二年。其他的日子,則多半在憂患中渡過,包括嬰兒期間的營養不足(母親奶水哺餵了堂哥),小學時代的窮困體弱、中學時代的逃難播遷,昆明西南聯大時期父母兄弟身陷香港音訊全無的恐懼,以及回大陸後備受壓抑的艱苦時光。

  沈寧寫母親的故事,有以下幾個主軸交叉呈現。

  第一個主軸:湖北鄉下陶勝六的大家庭(陶勝六是地名,沈寧文中使用諧音)。幾十年前大陸鄉下大家庭的封建形態,恐怕不止我們湖北老家一家。三十年前父親寫《驪珠之死》刊載於台北《自由談》月刊,文章刊出不久,父母親即接到好幾通老太太打來的電話和許多信,訴說她們當媳婦時幾乎相同的遭遇,有的甚至在電話中痛哭失聲。

記憶中祖母是慈祥寬厚的,她最喜歡泰來大哥。她之所以特別鍾愛大哥,並不僅僅因為大哥是母親連產二女之後的第一個男孩,而是他對老人家的敦恭孝順。一九四四年二月,祖母在貴陽寓所患病,大哥陪父親搭郵政特快貨車前往視疾,在貴陽侍奉湯藥一個半月之久。祖母病癒後,大哥親自陪同老人家和五姑媽搭乘公路木炭車回重慶南岸,沿途照顧體貼入微。五姑媽茹長素,大哥為她細心安排飲食,因此很得祖母和姑媽的誇獎。祖母養育出兩個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的傑出兒子(翼聖伯父一生的事蹟我已另有專文介紹),她是一位偉大母親。

至於早年老家姑姑們扮演著典型封建大家庭嚴待進門媳婦的角色,乃是民初漢人仍受滿人家庭重姑娘、輕媳婦的風俗影響所致,難以歸咎。琴薰姐從小身歷其境,難免有比較深切的感觸,然而她絕不敢忘懷文革遭劫期間,表哥多次不顧牽連從武漢來京看望她們一家的關愛之心;我們兄弟們也由衷感激表姊、表姊夫在台灣四十多年對父母親毫無保留的支援和照顧。我個人和在武漢的表哥以及目前在紐約的表姊兩家都有極為深厚的情誼。對於早年因鄉間惡俗而造成的種種遺憾,父母親並不諱言他們心中之痛,民國六十三年母親在病床上寫《逃難與思歸》,對於大女兒驪珠之死,有著太多悽慘的回憶。母親年輕時經此慘變,發誓以後要善待自己的媳婦,把她們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母親在台北病逝。九月十八日,姐姐收到中央統戰部送來九月七日台北報紙的訃聞,悲傷莫名。她立即給父親寫信,哀痛悼念。這是台北家人收到她的最後一封信。

父親大人:今天突然獲悉 母親大人已於九月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病逝台北,我和蘇儒感到萬分震驚和悲痛。母親的一生,是勞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幾十年來勤儉持家,辛辛苦苦,把我們七個姊弟撫養成人。在我童年的時候,她克服種種困難,使一家人擺脫貧病交迫的威脅。抗日戰爭時期,她攜帶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轟炸下逃難,幾乎跑遍了半個中國。在您遭受危難的關鍵時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著全家人的生命危險,把您拯救出來。這些驚濤駭浪,將她這樣一個舊式賢妻良母,鍛煉得十分剛強勇敢,但卻自然地毀壞了她的身體健康,四十歲以後就不斷地忍受多種疾病的折磨。現在她老人家永遠安息了,人間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臨終還懷念故鄉,可見二十幾年來旅居異鄉,她的心卻一直是和故鄉親人們連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親生女兒,從小得到她老人家疼愛,這些年來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鄉,同家婆、伯娘、四乾、五舅、六舅〔註:家婆即外婆;伯娘即大伯母;四乾、五舅、六舅是母親的四妹、五妹及六妹〕在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晚年。但是,這個願望已經不能實現了,母親已經跟隨伯娘,四乾與世長辭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侍奉她老人家幾天,盡盡我的孝心,為此我確實萬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寬恕我的這一最大不孝。

                          女琴薰哀上  一九七五、九、十八

  一九八五年我率領歐洲水泥廠商訪問武漢,表哥全力聯繫協助,我們的活動圓滿完成。表嫂在家中親治家鄉美饌招待,盛情可感。那年年底回台,我和德順前往母親墓園,叩稟一切。

第二個主軸:外公的奮鬥。父親以對社會結構的觀察,作中國思想史的探索,早年掀起「中國社會史論戰」。民國二十三年創辦《食貨半月刊》,主張應以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為基礎,根據史實立論,重寫中國社會史。關心中國社會史辯論的日本學界,譽民國二十年代為「陶希聖時代」。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與經濟史的研究,在民國學術史上,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父親常說:「讀書、作文、演講、開會,我的一生就是如此。」父親晚年由史學轉入經學,於殷周文化異同及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際的思想背景,闡釋新的見解。在政治上,父親的一生,有過驚濤,有過駭浪。八十歲那年,他說:「我曾多次處於波濤洶湧中,我所想的是:國家與社會給我的,比我對國家社會所貢獻的多得多。」九十歲,他又說,「這一生,前一半教授,後一半記者。」這「教」與「記」的分際,正是他學、政兩種生涯的寫照。在母親的故事中,沈寧文中刻畫了早年外公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時期的窮困生活,以及他不畏強權、仗義執言、熱愛國家的個性。

  第三個主軸:高陶事件。關於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近三年來我寫過好幾篇文章,也出了書,因此不擬在此多加論述。抗戰初期,父親對時局的看法是悲觀的,因此主和。但「主和」絕對不是「投降」、「談判」絕非「通敵」,這是他堅守的信條。他認為「和」與「戰」並非不可相容,實際上雙方作戰之時,是可以同時進行和平交涉的。調停行動是雙方取得戰爭利益或減低軍民傷亡的手段,放棄調停則可能失去作戰的最終目的。父親嘗說「不得不戰而戰,戰乃所以為國家;不能再戰而和,和乃有裨於民族。」雖然是「書生而論政,論政猶是書生」的理想論調,但不可否認,這種憂國憂民的「低調」與「和與戰」的理論,其關心國家禍福與民族存亡,是充滿了赤誠和善意的。關於揭發「汪日密約」的動機,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父親接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第十一次口述訪問時說:

我曾兩度寫信給胡適,我所處的地位是:我不是間諜,也不是做情報,但既發現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我怎能不說。我是以觀察地位與胡適通信,前後兩封,在河內所發的信表示汪先生出來從事和談,但並不是反蔣。第二封信,表示和談至今已不行了,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談,而在滅亡中國。

父親去上海之前與回到香港以後,跟姐姐有過許多次的談話。對於父親隨汪而後脫汪前後的徬徨與掙扎,姐姐暸解得最為透澈。她曾經在香港國民日報發表過連載兩天的文章《我家脫險的前後》。年僅十八歲的姐姐為了拯救父親,與母親苦思脫身之計;為了保護兩弟脫險,挺身與敵偽特務鬥智周旋。她在危機下表現出異乎常人的堅強與勇敢。

第四個主軸:大陸三十年。琴薰姐全家在這三十年中悲慘的遭遇,將涵蓋在母親的故事後半部中。回想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父親曾親自到上海勸蘇儒琴薰離開大陸不果,不旋踵間共軍即佔領上海。父親五月廿四日的日記寫道:「蘇儒琴薰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悲也。……」五月二十五日又寫道:「……共軍夜入上海市區,國軍向蘇州河北退,由吳淞口撤退。為琴薰寧寧悲傷。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沈寧從一歲多起就在鐵幕中生活,在學之年受盡欺凌,進入社會後又處處遭到排擠。他親眼看著自己的父親默默地承受著各種打擊,母親無論在工作上有多好的表現都得不到上級絲毫的肯定,最後抱著殘疾,在呼喚著海外親人,萬般不捨之下撒手塵寰。他憤怒,他沉痛,他要在吶喊聲中把他全家幾十年來所遭受的一切不公不義,赤裸裸地寫下來,讓世人同聲一哭。沈熙曾經跟我說,媽媽在世時每當講起往事,常會觸動對海外親人的無限思念,他和小燕靜靜地聽,哥哥總是兩手握拳,激動得痛哭流涕。沈寧對於家中發生的每件事的反應,比別人要強烈得太多。這是三年來他廢寢忘食的使命感的推動力。

(六)

沈寧這本書的前半部曾經連載於美洲世界日報《小說世界》副刊,得到相當多讀者的迴響。故事採用小說體材撰寫,使用真實姓名,再加以戲劇化,很容易引起爭議。他父親就是頭一個反對使用真名的人,耽心他會闖禍,我也提醒他慎重。然而沈寧有自己的堅持。他問,真實的故事,尤其牽涉現代史上重要的環節,真的不能說嗎?如果必須採用假名才能寫,那就不如不寫。然而沈寧內心仍然存在著某些矛盾。在寄文稿給出版社之前,他問我是不是該把健在的舅舅們全部改用假名?我說,那更不妥,在未得舅舅們同意之前擅自改他們的名字,將是非常不尊重當事人的行為,何況假名字並不能隱埋真事實。是耶?非耶?留待識者評斷。

原載2000121517日美洲世界日報《世界副刊》,同月25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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