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陶希聖先生

- 陶鼎來 -

一九三九年末的一個下午﹐我走在昆明街上。突然一輛小轎車停在我的旁邊。原來叔父坐在裡面。他叫我上車﹐跟他到寓所。他臨時寫了一封短信﹐又拿出一百塊錢﹐交我寄給祖母。我當然照辦﹐但覺得很奇怪。這完全是一次巧遇。他在重慶工作﹐怎麼會在昆明遇到我﹖祖母在一年多以前﹐就隨父親住在很遠的雲南省西部的祥雲縣滇緬鐵路工地﹐與他一直沒有什麼聯繫。他為什麼會想到寄去一百塊錢﹖

第二天報紙上登出了汪精衛出走河內的消息。隨汪出走的人員名單中有陶希聖。我這才知道他到昆明不是一般的工作出差﹐而是跟汪精衛去向日本投降。我的心情很沉重﹐一方面﹐我懷疑這是真的﹐我不相信自己的叔父會是這樣﹔另一方面﹐叔父是有名人物﹐與我的叔姪關係是同學們都知道的﹐他的出走﹐使我也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西南聯大的學生絕大部份是從東北、華北、華東流亡來的青年﹐抗日救國精神非常強烈﹐那裡容忍得了汪精衛等人的賣國投降行為﹗學校裡的學術、政治空氣歷來十分活躍。同學們組成一些社團﹐定期出版自己的壁報﹐表達不同的觀點﹐有時進行激烈的辯論。這時卻團結起來﹐一致聲討汪精衛。有的就涉及到陶希聖。我看了非常不是滋味﹐但又不能辯駁。這樣過了很長一段時期。

一九四○年一月廿二日﹐重慶大公報發表「高宗武陶希聖在港揭發汪逆賣國密約」的消息﹐這對我真是如釋重負。果然我的叔父不是投敵份子﹐我可以抬起頭了﹗但是也有人污蔑說高陶隨汪又背汪﹐是文人的反復無常。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也不便辨駁。幾天以後﹐香港報紙發表了堂妹陶琴薰的文章﹕「我家脫險的前後」。文章詳細說明叔父由香港到上海是為了勸說汪精衛不要投降日本﹐受到周佛海、陳公博等人的反對﹐處境非常危險﹔嬸母如何決定攜帶兒女前往上海﹐作為人質﹐換取叔父逃離上海﹔然後﹐在愛國義人的幫助下﹐全家終于脫險的全部過程。文章寫的親切動人﹐富有傳奇色彩。重慶、昆明的報紙立即轉載﹐在大後方引起一陣轟動。不久琴薰在香港考取了西南聯大﹐來到昆明﹐成為學校裡特別受到人們注意的一個學生。我和她幼時曾生活在一起﹐後來天各一方﹐這時兄妹相見﹐而且同在一個學校﹐真是悲喜交集。但她一人來到昆明﹐全家還在香港。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很快淪入敵手。她家是日偽通緝的對象﹐一時音訊全無﹐她非常焦急﹐幾乎每天從文學院跑到工學院找我。我也沒有辦法﹐只有安慰她說我相信叔父是會回來的﹐全家是會團聚的。不少與我要好的同學﹐也主動跑來安慰我們﹐勸我們耐心等待。這樣過了很久。最後還是琴薰首先得到消息﹕叔父回到了重慶﹐嬸母和弟弟們也都平安到達桂林。我們的耽心才告一段落。琴薰在聯大中文系念完一年級﹐就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全家團聚去了﹗

(左起)琤矷B伯父、鼎來、鼎來長子陶震合影于武昌東湖伯父寓所(1985

上面是我接觸到的「高陶事件」片段。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叔父、嬸母都已作古。琴薰也久病先我而去。但我對當時的記憶猶新。這不僅因為它是我親身經歷過的、與我的親人有關的事件﹔而且更因為它是當時中國抗日戰爭中轟動全國和國際的重大事件。回想起來﹐我當時為什麼在叔父已經隨汪精衛出走的情況下﹐仍然相信他不會投敵﹔仍然預計他會回到重慶的抗日戰線這邊來﹐除親情關係外﹐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那就是我對他的政治思想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

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我還不足十歲時﹐為了在上海讀書﹐我有幾年住在叔父家。有些事情後來記得很清楚﹕叔父經常坐在窗前不停地寫文章﹐有一次房間裡堆了許多小人書(連環畫)﹐都是一些中國的歷史故事﹐孩子們要看﹐嬸母告誡說﹕「你們可別亂動﹐這是叔叔研究的東西﹗」叔父和朋友們合辦了一個只有幾頁紙的小報﹐上面經常有他們的文章和名字。他們又合開了一家書店──「新生命書局」﹐我常去那裡玩耍﹐和書店的學徒成為好朋友。記得最清楚的是每到晚上有人敲門﹐全家就非常緊張﹐怕有人找麻煩。我也常常聽到叔父與嬸母議論﹕「某某人被抓去了﹗」因此﹐我當時雖然很小﹐已經知道叔父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是寫文章、並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的。有些活動甚至不惜冒個人生命的危險。後來﹐我稍大了﹐才知道在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五卅慘案」中﹐叔父是維護中國工人利益的最高法律顧問。他無所畏懼地在法庭上控訴帝國主義的暴行﹐因而成為上海社會上﹐特別是在工人和青年學生中﹐非常有名的人物。

一九三一年﹐叔父應聘到北京大學當教授﹐全家離開上海﹐搬到當時的北平。我仍在上海讀書。從此到一九三七年末在武漢短暫相聚﹐我沒有再見到叔父。以後的見面就是一九三九年在昆明的巧遇了。這期間我從一個孩子變成了一個大學生﹐和那時的許多其他青年一樣﹐開始對時局、對政治、對各種流派的哲學、思想感到興趣。

叔父在北大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史》﹐成為很有名的教授。但他的工作不僅在學校裡。一九三一年發生的「九•一八」事件﹐充份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其後﹐華北政局動蕩﹐中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他到處演講﹐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分析中日形勢﹐勉勵學生安心讀書﹐以備將來報效國家。為此他遭到迎合學生情緒的激進派學者們的反對。他又在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上﹐與一些主張階級鬥爭學說的學者們的意見不同﹐雙方展開了激烈論戰。他創辦《食貨》雜誌。我曾經覺得奇怪﹕雜誌為什麼用這個名字﹖「食貨」是什麼呢﹖後來才知道是來源于班固所著漢書裡的「食貨志」。「食貨志」一開始就指出﹕「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所以它是記述中國漢代農業、工業、商業的情況的。記得我在《食貨》雜誌上看到一篇叔父自己寫的文章﹐描述中國古代居民的房屋的發展過程﹐對房屋的結構、樣式、布局有詳細說明﹐並且附簡圖。我當時在聯大學機械工程﹐沒有想到作為有名的社會學者的叔父會對古代居民房屋感興趣。同時也覺得有人罵他是唯心主義者﹐是太沒有道理了。從人民的衣、食、住、行來研究人們的經濟生活﹐他才是一個真正的唯物主義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非常活躍。各種思想紛呈﹐各有其代表人物。我初入聯大﹐就看到一篇日本學者撰寫的文章﹐評論中國學術。他把陶希聖與胡適對比﹐得出結論說﹕「陶希聖是代表東方文化的﹐而胡適代表了西方文化﹐因此﹐陶比胡更重要。」這個結論給了我很大震撼。因為胡適曾是我認為了不起的學者。當然﹐我也從此為自己有了這樣的叔父而自豪﹐多少年來記得這句話。

以上是「高陶事件」發生的當時我對叔父的了解。從這些我敢肯定叔父雖然隨汪出走﹐卻不會去投敵﹐因為他是愛國的。他對國家的愛還不同于一般百姓的愛。一般百姓是在敵人的壓迫下激起愛國的﹐而叔父的愛國有其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他怎麼會背離這個國家﹖   但是他在離開汪精衛以後﹐為什麼會回到重慶﹐當蔣介石的幕僚﹐而不像高宗武那樣﹐遠走美國﹐脫離中日這個是非之地﹖或者退到自己的學術的圈子裡﹐不再過問政治﹖這些問題我還沒有清楚的答案。後來﹐他為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一書﹐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罵蔣介石的人連陶希聖也一起罵了。但我卻從這裡看到了他為什麼回到重慶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我在出國留學前在重慶看望了叔父和嬸母。嬸母告訴我蔣介石要寫《中國之命運》這本書﹐有許多人要求承擔這個任務﹐(舉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最後蔣還是決定由叔父來寫。我對她的這段話﹐在聽到的當時並沒有怎樣注意。到後來把許多事情前後聯繫起來﹐才覺得問題可以解決了﹐可以清楚看出來龍去脈。原來蔣介石對叔父的學術成就和政治思想很早就有所了解﹐當年是他指定邀請叔父參加決定抗日的盧山座談會。會後他的了解更多﹐特別是知道叔父的許多看法與他自己的看法相一致。他正需要社會知名的學者支持他的抗日政策﹐所以雖然叔父隨汪出走了﹐還是能加以原諒﹐並要爭取叔父歸來。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和同意﹐是不可能有杜月笙、萬墨林等義人冒死營救叔父和家人出險的﹔出險以後的叔父﹐也不可能到侍從室這樣的機要部門工作。

但叔父的歸來﹐固然有蔣介石的要求﹐最後決定還得靠叔父自己。他揭發了日汪密約﹐已經對世人了解日本要滅亡中國的野心﹐作出了貢獻﹐完全可以去美國或新加坡安渡晚年﹐或告別政壇﹐繼續自己的教學和研究。但他都沒有這樣做。他明明知道香港淪陷以後﹐在日偽的密切監視之下﹐靠步行回重慶﹐在旅途上多麼危險﹔他也完全知道蔣、汪的關係複雜﹐來往其間﹐在政治上意謂著什麼。但他還是不計較個人的安危得失﹐毅然、決然地拋下妻兒﹐前去重慶。這是為了什麼﹖只能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既是一個愛國者﹐更是一個繼承中國儒家傳統的、學以致用的學者﹐他對民族、對國家有高度的責任感。他的愛國不能僅止于參與對日和談。現在既然蔣要他回去﹐他就要以自己的所學、所知貢獻給當時中國最為崇高的抗日建國事業﹗

對于作蔣介石的幕僚﹐是否有損于叔父作為學者的地位﹖我的看法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我是學工程技術的﹐曾經迷戀于「工程救國」、「科學救國」的一類想法﹐看不起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受當時社會輿論的影響﹐對一般的官場活動持否定態度。經過幾十年的生活考驗﹐我才逐漸認識到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非常幼稚和片面。試想如果沒有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中國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柯林頓還是美國總統﹐世界和平的局勢﹐就可能好得多。蔣介石是當時中國抗日的最高統帥﹐叔父不幫助他又該幫助誰才能更好地抗日呢﹖至于當蔣的幕僚而不是客卿﹐在當時的情況下則既是對叔父的保護﹐也可能是蔣對叔父的更大的「倚重」與「信任」﹗這可以從蔣要他代寫《中國之命運》這本書上看出來。蔣是非常重視這本書的﹐因為當時抗日戰爭勝利在望﹐他要用這本書來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團結一致﹐集中力量建設新中國﹗據說他親自審稿﹐並徵求大家意見﹐先後易稿20次﹐最後認為滿意﹐才決定出版。

這裡有一個蔣介石與叔父的個人關係問題。叔父曾經因為與汪精衛有過更親密的關係﹐以至隨汪出走﹐現在回來仍然得到蔣的重用﹐一再表示感謝蔣的不殺之恩。這是他個人當時的情緒和應該有的對蔣的態度。但就歷史的真實來說﹐他與蔣的關係﹐並不僅在于個人恩怨﹐而是有更深刻的內涵。那就是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這一點也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的撰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蔣要他來寫這本書﹐顯然不是僅僅因為他會寫文章﹐蔣下面會寫文章的人很多﹐陳布雷就是一個。蔣要求于他的﹐正是他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上的研究成就﹐來補充蔣自己在理論上的不足。這是除陶希聖外﹐任何別人都作不到的。

我沒有讀過《中國之命運》﹐也沒有讀過蔣介石的其他文章﹐但對蔣主張保持中國歷史傳統﹐有一定的體會。那就是在抗日戰爭之前﹐我還是一個初中學生的時候﹐蔣決定在全國普及「新生活運動」﹐要求人們講「禮、義、廉、恥」。反對的人紛紛罵他是恢復舊禮教﹐以至這個運動似乎沒有取得什麼成果﹐但我對「禮、義、廉、恥」四個字倒是記住了。至于叔父﹐能以自己的研究成就幫助蔣介石寫出這樣一本有關中國發展前途的著作﹐則正體現了他以所學報效民族和國家的願望﹗這是當時一個中國學者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堂弟琤芞s泛收集有關叔父隨汪、脫汪、最後又回到重慶抗日全部過程的歷史檔案資料﹐和叔父當時與親友們的談話、書信﹐以及親人們的回憶﹐匯集成這本「高陶事件始末」﹐系統、全面、而又親切地記下了這段歷史。我讀這本書時﹐聯繫到自己對叔父的了解﹐不禁心潮澎湃﹐感慨萬千﹗這是一段叔父用血和淚﹐用他自己以至全家人的性命譜寫的歷史﹗他竭盡全力企圖挽救汪精衛于最後﹐不成﹐才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惜個人的安危榮辱﹐作出正確的決擇﹐這正說明了他對友人、對國家的真誠和人格的高尚。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不也正說明了他學以致用到達了一個學者的頂峰﹖他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從來不空談理論。從年輕時代開始﹐他就是以所學參加實際鬥爭的學者。通過「高陶事件」﹐更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偉大的、無私無畏的學者﹗

我自幼接受「小狗叫、小貓跳」的識字啟蒙教育﹐沒有念過「四書」、「五經」﹐後來又是著重「數理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在父母、師長的教導下﹐只知道孩子小時應當好好讀書﹐長大服務國家社會。雖然也知道儒家宣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卻並沒有認真考慮它與自己的成長有什麼關係。是在經過了多年思想震盪、衝擊之後﹐我才逐漸體會到這九個字的深刻含義﹕它要求人們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正確處理個人與家庭、與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達到整個人類社會的和諧。因此﹐它與極端的個人主義和各種型式的集權主義是不相容的。當我回顧叔父的一生時﹐不禁把他與中國儒家的傳統聯繫起來﹐是他繼承了中國文化中的最寶貴的東西﹐再沒有任何別人可以與他相比﹗

現在幾十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親眼看到德國納粹的滅亡﹔英國的沒落﹔前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垮台﹔美國贏得了冷戰﹐但國際反美浪潮迭起﹐恐怖主義的威脅不知何時能了﹐國內經濟醜聞不斷﹔……。人類社會何去何從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在這種動盪不安的世界形勢下﹐中國經過暴風雨般的革命﹐敢于放棄階級鬥爭學說﹐強調「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認真實行改革開放﹐在不到二十年的短暫時間裡﹐便取得了舉世囑目的經濟發展。為了鞏固經濟成果﹐穩定社會秩序﹐政府更不遺餘力地提倡公民要講最基本的社會道德﹐例如到過北京的人都會在任何一家銀行進門處的牆上看到一張大的佈告﹐寫的是包括「請」、「你好」等在內的﹐要求從業人員對顧客講禮貌的五十句話。人們也幾乎每天可以在報紙上讀到宣揚尊老愛幼﹐家庭和睦﹐和懲治貪官污吏的新聞。這不是正好說明中國的歷史傳統並沒有錯﹐只是人們把它破壞得太徹底了﹐現在才需要花這樣大的力氣把它重建起來﹖我想中國的歷史經驗不僅對現代中國是重要的﹐對其他國家同樣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它是經過實踐考驗過的真理。歷史會是公正的。但歷史的真實需要由有膽識的、科學的歷史學家來寫。我的叔父陶希聖就是這樣的歷史學家。我希望他的學說和他的事跡﹐能夠喚起更多的人來研究、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它能在世界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2002810日于美國羅德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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