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

- 陶琤芚菕q高陶事件〉讀後感 -

- 唐德剛 -

八年抗戰這一可歌可泣,從徹底潰敗,到全盤勝利的,慘烈戰爭,實為我五千年中華民族史所未嘗有。而在這一戰爭最慘烈階段,抗敵全師喪亡殆盡,精華國土,泰半淪陷,亡國滅種的,最危險關頭,我們全族第一號元老,全軍的第一副統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經過長期與敵國暗相勾結,忽然背叛祖國,投向敵人,並主動組織偽軍偽府,與祖國對抗。汪氏這一當國叛國的行為,細查五千年國史,顯然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國經年,在賣身投敵的最高潮期,與敵寇正在秘密簽署,賣國賣身條約的前夕,他底貼身親信,高宗武、陶希聖二人,不齒於汪氏的賣國行為,竟不約而同地,冒全家伏誅之巨險,秘密逃往香港,將汪日密約公佈,使舉世為之譁然,合族為之切齒。蓋汪氏此一賣國賣身之規模(如承認偽滿獨立,日寇在中國駐兵設防等等),亦史無前例。雖石敬塘,張邦昌,秦檜之流,亦不願為之也。

就在汪偽叛國的高潮期,筆者卻正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肆業。以一史學學徒,目擊此一現代叛國史演進的實況,雖曾緊跟著追不捨,但是對汪氏之為何叛國,如何叛國,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於前,叛逆於後,卻始終不得其解。師友之間,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經過其後六十年不斷的探索,並眼見這段歷史之由報章時事的頭條新聞,逐漸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變成國策左傳中的古代歷史了。今日在學青年,不細為解釋,就不知高陶為何人矣,豈不可嘆?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記得為對這一史實真相的追,我也曾和當事人,高陶兩先生,詳談過。而陶先生當時不願深談,這我可以理解,因為那時尚是蔣氏父子當國,在台灣談如此敏感的國事,確有不便也。至於高先生,我和他曾在華府酒吧,深夜對飲,暗室私談竟夕,以後更數度兩家聯歡,暢談往事,高君卻永遠在「擠牙膏」不願「倒竹筒」(且借用個大陸上的名辭),吞吞吐吐,神秘兮兮的欲言又止。在高君辭世前月,我們更約好為他九秩嵩壽祝嘏,再次懇談,而高先生卻「言明在先」,不談敏感舊事。方期再加勸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懸劍空壟,為恨何如?

其實日本投降之後,過去史料已全部公開,汪偽與日方「密約」,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變」一樣,已不再成為秘史。縱是不學如愚,對這兩樁史實的評述,亦不下十餘萬言。自信雖沒有為他們全部解密,然雖不中,亦不遠矣。筆者並曾為這些敏感故事,直告張學良和高宗武兩位先生:這些所謂秘史,雖早已泰半解密,沒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當事人,作為「口述歷史」加以記錄,在史學上,則謂之「第一手史料」。同樣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經過當事人的親自認可,而由當代史家逕自秉筆書之,因其故事太敏感,過去「小道消息」又太多,傳聞異辭,良史劣史,魚目混珠,往往就真偽莫辨了。所以有責任心的職業史家,無徵不信,就要當事人親口說出,以傳後世,如此而已。不是歷史家要作閻王判官,或公審幹部,非要強迫當事者,去細說真相不可也。

 196745日,陶希聖、高宗武重逢於敦巴頓橡園

口述歷史是當代顯學

不幸的是,像高宗武、張學良這樣的歷史製造者,對現代史學的規律,尤其是對二戰後「口述歷史」這宗新史學發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不願自「倒竹筒」,只吞吞吐吐,擠點「牙膏」,讓後世不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編造,誤人誤己,就太可惜了。這也是我們史學轉型,尚未駛出三峽,所難免的現象吧。

至於陶希聖先生的故事,我曾以同樣理由,鼓勵過陶府家人,乘陶公健康極好,記憶猶新之時,請他老人家本人,作個詳細口述的記錄,為陶府留家乘,為國家存信史。我也勸告過,那時還是史學博士生的鮑家麟女士(陶公四子,晉生的夫人)作為她底博士論文,來認真的撰寫成一部,有關高陶事件的史學鉅著,為我國近現代史,解決一樁久懸未決的大疑案,功在文化。蓋希聖先生雖然已著作等身,但是涉及這段往事,則顯然是欲言又止也。後來鮑教授學成之後,對公公的訪問,據說還是不夠徹底。這可能因為是媳婦訪問公公,不易盡所欲問。更可能則是陶公仍覺忌諱太多,不願暢所欲言也。

若問這部「口述歷史」,乃至口述歷史這一新行道,究竟有什麼特別重要之處呢?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裡所論已多。但在這兒仍不妨重復一兩句,說個要略。蓋「口述歷史」是一種現代文明裡,所特有的合作企業(Team Work)之一種。兩位合作者,一位歷史製造者,另一位則是有專業訓練的歷史家,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蓋傳統史學,往往都只是一些馬後砲,在歷史事件發生了很久以後,才根據史料加以追記的。這樣因而有時難免也就靴搔癢,失其精義。口述歷史則是根據歷史製造者,在其有生之年,記憶猶新,對該項歷史故事經過的親身回憶。夫子自道,自然這故事就更為真切了。

但是口述歷史,並不是小視一般史料的重要性。只是他在一般史料之外,再加上一份「口述史料」就是了。而這口述史料,不是可以任憑口述者去胡吹亂說的。它的故事是經過一位,有專業訓練的職業史家,詳細過濾的史料精華。再者,所有的歷史製造者的專業知識,一般都有他底局限性。不像一個職業史學家,遇事都要小心的求證,不疑處有疑,不致亂下雌黃也。所以他們兩造的和衷合作,實為口述歷史的第一要義。也是現代史學法則中,一種新的突破。而使口述史學一躍而為當代學術界的顯學。

有關陶學的見聞

當我個人猶為「高陶事件」這一抗戰期間的謎案,而作其無可奈何之嘆的時候,卻於無意中獲悉,陶氏的三公子琤矷A這位有名的機械工程師,忽然下海當起史學家來,並寫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鉅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們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樁,足以傳之後世的故事。今由當事人的哲嗣執筆,和寫〈我的父親鄧小平〉的毛毛一樣,現身說法,來寫自己的父親,雖沒有標榜口述歷史,而口述歷史自在其中,余追蹤是項史蹟數十年,今有幸捧讀,能不大喜過望?

首先,陶希聖教授對我來說,原是我底一位未上課的老師。他在北大所開創的「社會史學派」,我自己就是這一新行道的學徒之一。筆者青年期所寫的第一篇考據學論文,〈中國郡縣起源考〉,就是一篇社會史學的習作。當時個人史學思想,就頗受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和〈食貨〉雜誌的影響。

加以陶門的高足,那位以「親兵」自命的何茲全教授,在哥大時代,就是我最親近的學長。五十年代回國之後,他在哥大〈中國歷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著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們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我也認為社會史學,是中國史學一個極重要的新方向。為此當時我曾試圖說服胡適老師,不要對這一新方向,具有成見,適之先生也曾笑而頷之。因為從三十年代開始,批判胡適最烈的一個學派,也就是這個學派。胡適學派和他們曾是世仇。胡適當然也有他輕視對方的理由。因為任何新興的學術思想,都有它底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有待成長也。

後來我到台北參加史學會議,竟然有緣向陶老師親自領教。並承長者不棄,應約到陶府參加宴會。曾看到客廳壁上掛著有老蔣總統親書的,褒揚陶氏「忠貞」的條幅。其時陶公雖然不願多談「高陶事件」,卻談了許多有關社會史學的學術掌故。他也曾含笑告我說,他當年執教北大時,就頗受校中當權派胡適那一伙的歧視,云云。這對我當然也不算是新聞。只是當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經陶氏一說,就變成第一手史料罷了。而當年受歧視的許多小鬼,在「解放後」,又翻過身來批判胡適,歧視別人。這都是史學轉型期的,不正常現象吧。

至於陶家後輩的一門數傑,對我也不算陌生。他們的長姐夫婦二人,也是我沙坪壩時代,很受愛重的同學。他們也都是和陳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兒一樣,以最樸實生活稱著的,國民黨高幹子弟。也是對當時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滿的一群。較年輕的晉生家麟伉儷,我們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們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琤矷A也都是一批中國傳統所謂,書香之家的佳子弟,為學各有所成,頗負時譽。

琤芩鰬O位有專業成就的工程師,市場經濟中出類拔萃的廠長。但是他畢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學淵源,業餘治史,根據家庭傳統,對高陶故事這樁家史的檢討,亦頗能為國史中的不解之謎,作更深一層的探索,寫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讀來,如飢若渴。高陶事件,如今當事人均已作古。可以發掘的史料,除蔣公大溪一檔,尚待大量開採之外,也所餘無多。琤秅妙恁A應該可說,也是接近結論階段的一家之言了。

當然歷史,尤其是有爭議性的歷史,永遠是寫不完的。例如琤芼{為高陶所攜往香港發表的汪偽密約的原件攝影,「相信是由杜月笙門人提供的」(見琤芺Z第七章)。但據高宗武夫人告我,那是她底手工作業。高宗武先生在事前數月,就鼓勵他夫人學習照像技術。學而有成,就派上用場了。足見高宗武的叛汪逃港,是計劃甚久的密謀。他與杜月笙留滬「代表」,徐采丞的秘密往還,是直接聽命於重慶的。我本人就為此,舉出很多實例,追問高公,他卻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絕不吐露絲毫。我想這在大溪檔案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本書所最可惜的一點,也就是當事人當年的守口如瓶,連琤秅妙恁A對其尊翁,有時也難免於「臆測」之辭(見原稿第六章第一節)。筆者由於側身于近代中國的口述歷史有年,手邊史料,與高陶事件有關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淺薄,略舉數端,以為琤秅j著作點狗尾續貂的補充,拋磚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導也。

苦撐待變,和比戰難

首先要談的是那位「低調俱樂部」的題名人,胡適之,和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那些「低調」人士的異同。在汪派人士看來,第一,中日軍力懸殊太甚。中國雖被迫不得已而奮起抗戰,但是抵抗至山窮水盡之時,尤其在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若論抗敵武裝,我軍已無一個完整之師,可以繼續作戰。若論外援,蘇聯的有限軍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國家可說無片甲之贈,而美國的戰略物資,且源源注入敵國,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為拯民於水火,就應該對日謀和,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們看來,中國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顧一切,糊塗地打下去,等到西南盡失,國府被迫退入新疆,則國民黨勢將依賴共產黨為生,中國就要做蘇聯的附庸,其慘將有甚於作日本的殖民地也。(筆者附註:那時國府曾在重慶浮屠關,後改名復興關,設立了一個「中央訓練團」,正在集訓文武幹部,以事抗戰,汪氏曾譏之為「在糊塗關,訓練了一批糊塗蟲,打一個糊塗仗」,云云。)這就是當時汪派失敗主義者的心態。

胡適那時對戰局的悲觀,原不下於汪派的低調人士。胡且親口告我說,「他們(指汪派)是愛國的。」但是胡適自己盱衡全局,卻覺得「戰難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謀和」與「投降」分開。胡適就棋高一著,知其不能了。高陶兩君,還知懸岩勒馬,於緊要關頭,掉頭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後雖差免於槍斃的下場,然以漢奸罪名,遺臭史策,也就夠慘的了。

所以胡適當年雖然也是反戰,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難。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並強調要「苦撐待變」。胡之所謂待變者,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遲早必會捲入亞洲戰場。一旦美國捲入中日之戰,那末「最後勝利」就「必屬於我」了。胡適這項消極中的積極,悲觀中的樂觀,後來的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不幸那時的汪派人士,卻見不及此也。嗚呼。(胡適這一「和比戰難」的妙語,延至二戰後,國共內戰時,他仍作如是說。可是戰後的歷史發展,已屬文化轉型的另一階段,國民黨理論家,對此了解不夠,苦撐無以待變,國民黨政權就垮台了。)

自覺清醒,實是愚昧

還有,汪派低調人士之失,是失在他們的共同「次文化」。這批人士只是一窩清一色的都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書生。算盤打得太清楚。在英語上叫做calculative,自覺眾睡獨醒,考慮周詳,以一種單純的共同語言,你唱我和,自以為是。殊不知處亂世,當大事,往往都是,乘勢而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是也。

抗戰初期,全國上下,激於同仇敵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戰到底」和「焦土抗戰」。與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氣,青壯年尤然,軍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戰」一辭,原是李宗仁第一個叫出來的。「抗戰到底」,更是蔣介石、馮玉祥以下,全國軍民的口號,響徹雲霄。這正是軍事學上所說的「士氣」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為然。某次汪精衛曾問馮氏,「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這在汪氏這個秀才聽來,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所以汪副總裁就要向全國廣播,呼籲大家要講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

但是像汪精衛、胡適、陶希聖等,頭腦太清楚的士大夫,在當時必是少數中的少數。在那個敵人瘋狂進攻,我們瘋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戰之際,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那顧得許多。所以像李宗仁、馮玉祥,這樣的人,才是當時的絕大多數的絕大多數啊。幾個秀才在這股抗戰的狂潮熱浪堙A算個屁?而秀才不知也,這是當秀才的悲哀,與國事何補?

我全民族在抗倭戰爭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歷其境的過來人,所能想像於萬一也。君不見,我們抗戰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殘疾,但是政府忽然號召「青年從軍」,一聲令下,全國知青之蜂擁參軍,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額爆滿,勢不可遏。當年從軍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實如抗戰再打八年,這種青年愛國之情,也不會隨時間消滅的。這實在是當年日寇侵華,太狂妄、太無理,所激發出來的敵愾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這股氣,事實上,至今未熄,何況當年。有心人且看看近時港台和海外,保釣人士之前仆後繼,對日索賠,今日在世界各地,仍是如火如荼,就可領略一二矣。這股氣目前在大陸,暫被壓制,否則也是白浪滔天的。關於這股氣,我們寫歷史的倒要勸勸,今日寶島上面的,崇日戀日,策動台獨的仕女們,稍留意焉。不要忽略這場餘燼猶存的,民族烈火才好。

抗戰八年,說穿了就靠這股氣維持下去的。而這種民氣則非當時「低調俱樂部」諸公,所能體會和掌握的了。他們自認為聰明理智,眾睡獨醒,為國家民族百年之計去通敵謀和,其實是愚不可及。這群邊緣政客,在抗戰陣營之中,代表性實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誤國誤己,怎能不淪入漢奸之列呢?但是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說,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陳公博、梅思平等,則呷而不吐,最後只有被押上法場,槍斃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豈不可嘆?

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適之先生不曾告我:「他們是愛國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甚或汪氏本人,也確是懼怕抗戰,一旦全盤挫敗,連重慶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為之計,向敵謀和,為民族留點元氣,使陷區人民,少受點敵人的蹂躪。就是這點「捨身飼虎」的菩薩心腸,才使胡適誤認他們也是「愛國者」吧。

不幸八年抗戰的史實,卻證明這點想法,並不正確。因為八年抗戰史告訴我們,敵軍人數有限,他們只能佔領我們百十座大小城市,和交通點。中國無邊無際的廣大農村,尤其是山區,敵人永遠是望山興嘆,無法佔領的。因此縱使重慶失守,國府退往西康,或其他深山大壑地區(這在解放後毛澤東抗俄戰略上,謂之「三」,彭德懷被黜後的任務,就是佈置「三線」)。日軍也是永遠無法將其消滅的。話說到底,縱使蔣公的領導集團,被日軍徹底毀滅,敵人對當時分散各地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還是無法控制的。例如當時死守大別山的桂系,晉西山區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南嶺內外的粵系將領,橫斷山脈裡的川滇等地方軍頭,青藏高原的諸馬等等,你可說是王綱解紐,諸侯遍地,但是日軍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之功了。這是一樁再造朝代的偉大工程。為此,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張作霖都丟盔卸甲地敗下陣去,遠道渡海而來的日本軍閥,無能力也。這也就是島國小朝廷與大陸宇宙帝國之規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學無術的日本少壯軍閥之所知也。

總之,日本打如打跨了蔣介石政權,那就意味著,東亞大陸,另一次王綱解紐,遍地諸侯,任誰也統一不了。結果呢?隆中一對,國、共、日偽,天下三分,(日偽佔領中大城市,與交通點),中共自有其眾多,「敵後民主根據地」,國民黨各派系,各有其「國統區」的山頭)彼此長期聯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共存共榮,歌舞昇平,亦未可知也。這一情況,竟是筆者本人於抗戰末期,安徽地區所親見親聞。當時投敵之汪派偽政權,對陷區人民的照顧,哪堣S比老漢奸集團,王克敏、梁鴻志,好得多少呢?他們投敵時間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邱之貉嘛。但是在這個新的鼎足三分的情況之下,倭人想在關內大陸,製造另一個滿洲國,也只是田中義一式的夢想而已。中國被逼永遠分裂則有之,但是中國不會亡國滅種,則是個鐵定的客觀事實也。質諸老輩「過來人」,和千萬有心的後輩讀史者,是耶?非耶? 

俄日瓜分中國,製造第二波蘭

但是朋友們,天下事也往往確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處,那倒是絕對的民族危機呢。我們讀戊戌變法史(參見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冊),知道那位可敬可愛的光緒小皇帝,在讀過康有為給他的小書,〈波蘭亡國恨〉,而淚流滿面。但是我們可曾想到,在我們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我們的祖國卻很可能變成「波蘭第二」?朋友,您以為這只是一個歷史小說上的故事嗎?且讓我們來檢察一下這故事的來源,然後再冷靜的思考,其有無可能?

在抗戰初期,我國獨立作戰的最艱苦階段,顧維鈞先生以他在當時國際間,最資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參加過無數次國際會議,和國際外交官的雞尾酒會。以他數十年刺探國際情報的經驗,他知道在這些酒會的閒談中,各國外交官和武官們,往往在無意之中,酒後吐真言,會泄漏各該國最機密的情報。在若干酒會中,他就故意找機會,去和蘇聯的大使們,和武官們閒聊。某次一位蘇聯駐東歐某國的使節,聽過顧氏對他敘說,中國抗日戰爭中,蘇聯提供中國的援助,超過所有其他援華國家的總和。因此,沒有蘇聯這項無私的援助,中國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國軍民,對史大林元帥的恩情,真是感激不盡。

這位俄國外交官,聽得飄飄然之後,不覺酒後吐真言:他說史大林元帥,為著牽制日本,防其北進,他要不顧一切地援助中國抗戰到底。但是中國如果抗日失敗,連重慶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蔣二人,抗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史大林元帥的下一著棋,便是迅速與日本妥協。隨之蘇軍將由蒙古新疆兩地,以雷霆萬鈞之力,迅速侵入中國,盡佔中國西北、西南各省,與日本把中國一舉瓜分,使中國變成「波蘭第二」,云云。

顧公告我,他驟聞此言,直如冷水澆背。但他還是控制住,他作外交官的情緒,和那位俄國外交官,嘻嘻哈哈,歡樂地在酒會道別。

「顧博士,」我說,「您可曾向重慶報告此事?」顧說,茲事體大,他還要從不同的外交管道,來加以“Confirm”(證實)。後來他果然從另一些蘇聯、東歐和土耳其,外交界的數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證實」,這確是史大林,援華外交的底牌。

我還是逼問顧氏,「您告訴蔣委員長沒有?」顧氏的表示是,蔣公那時是不會向日本屈膝的。重慶也不會失守。他認為此一情報,事機不密,可能會變成謠言。而尋根究底,這謠言出自中國駐法大使館,那就不好了。他顯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時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報,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卻勸他在他的回憶錄堙A詳細紀錄下來。顧也同意了。我記得我是把和他說話的各國外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時間和地點,都作了詳細的錄音。但是這些記錄,在已發表的顧維鈞回憶錄中,可能都被當年刪訂人員,誤認為是無稽之談,或只為節省謄錄和打字費用,給全部刪掉了。顧公辭世後,這故事就死無對證了。

國史謎案的一「家」之言

上述這個史大林有意與日本「瓜分中國」的底牌,聽來似乎是神話。我個人則覺得它是有八九分底可靠性的。因此其後在很多史學會議的場合,甚至是朋友之間,私下閒談,如有人替汪偽抱不平,說他們也是和平救國,曲線救國什麼的,我總是站在相反的方面,認為汪偽那一窩是絕對的漢奸。他們縱非存心賣國,也是嚴重的誤國,祖國在不知不覺之間,幾乎被他們弄成個「波蘭第二」來,實在是罪不容誅。

誰知我這次為著撰寫本篇,而細讀琤穸S寄來的文稿,竟豁然發現,日本居然也有相同的陰謀,真為之大驚失色。固知顧維鈞先生當年,所搜集的蘇聯情報為不虛也。琤秅犐銧L翁〈八十自述〉中,有一段自述如下:

與影佐機關談判〈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中,我發現中國存亡之關鍵,不在日本劃分中國東北(滿洲)、內蒙(蒙疆自治政府)、華北、華中、華南、海南等六個地帶,決定其「緊密聯繫合作」之程度(實即日軍控制之方式與壓迫與剝削之程度),而在於日本有與蘇俄瓜分中國之圖謀。日本預計之中國國土劃分,以潼關為西面界,亦即以新疆西北、華西、西南與西藏為鉺,釣取北海之鉅鯨(蘇俄),二分東方世界。(琤肸挐臚輒飽^

另外陶希聖先生在其另一著作,〈潮流與點滴〉中,也曾有相同的說明。因此我們如把上述兩個國際情報,合併來看,便知俄日要把中國變成「波蘭第二」,實在是這兩帝國主義,各自都有的秘密計劃。任何一方在適當時機,首先提出,對方都會同意合作的。這種俄日兩方都分別具有的,瓜分中國的國際陰謀,實在不是歷史家的杞人憂天,而是確有可能之事也。豈不可怕?

汪精衛不是個笨人,他怎會無所覺察呢?據說,汪氏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簽署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賣國密約時,曾潸然淚下地說,「他們要我簽,就簽罷。中國不是我們幾個人賣得了的。」(見琤肸恁q後記〉)這話也是大家要說的「老實話」。汪氏知道他這一簽署行動是「賣國」。但是他也知道,中國之大,也不是幾個甘心做漢奸的人,可以「賣得了的」。賣不了的道理,第一,重慶不會失守,以蔣為首的國民政府,也不會垮台。第二,縱使國民政府垮台,還有個上述的「天下三分」,和日俄瓜分的可能後果。他投靠日本,去做日本玩弄的第二個溥儀,日子也是不好過的。但是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晚。為之奈何?

記得,以前在胡適和雷震兩先生的鼓勵之下,我曾寫過一篇論汪偽長文,曰,〈恩怨盡時論汪精衛〉(此稿不幸遺失)。我檢討汪精衛這個詩人才子,誤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錯誤」。但是他畢竟是早年,殉國未死,功在民族的黨國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錯誤,我們國家、社會、人民、和歷史,都會原諒,讓他有東山再起,重行領導的機會。可是他底「第十大錯誤」,犯的太絕了。既犯之後無法回頭,就遺臭萬年了。吾為汪精衛這個不世出的詩人、才子、學者,痛惜之也。白面書生,處斯亂世,不謹細行,終累大德,可不慎哉?

我也記得,當年報上所載,那位原來頗有點名氣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後被牽上法場槍決時,那種恐懼和癱瘓的樣子,真令人不忍卒讀。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聖一手介紹給汪精衛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極重民族大義的夫人,和兩個,在那瘋狂的,抗日愛國的情緒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來者。他們堅決反對他做漢奸,終於把感情用事,優柔寡斷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從火坑媟m救出來。終能名節雙全,青史流芳,富貴壽考,是如何的難得。他底三公子琤矷A這部書不只是為國家留信史,也為他們陶府留下,中國百年動亂中的不朽家乘,傳之後世。多麼難得?

陶希聖這位開創學派的社會史教授,宣揚中國傳統的「家族主義」,宣揚了一輩子。琤苀o本大著,也就是對陶公〈家族主義〉的,一本不朽的反哺吧。〔二○○一年四月三日于北美洲〕

【原載《傳記文學》二○○一年八月第4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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