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社會史論戰」說到《食貨》雜誌

- 何玆全 -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史論戰,和前後出現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是唯物史觀進入中國,在中國史學發展中產生影響的一個高潮。

在這次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對中國社會史的認識是五花八門的。這種情況應該是正常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唯物史觀剛剛進入中國,參加論戰的人又大多是對中國歷史研究缺少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意見、認識,自然是見仁見智,各有獨到之處的。各有獨到之見,湊到一塊便是五花八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學術界、思想界、史學界,我感覺都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獨步天下的時代。上海的新書店,如雨後春筍,出現很多,都是出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書。舊的老牌書店,如商務,如中華,都一時黯然失色。當時學術界、思想界、史學界有影響的學者,如胡適先生等,一時都只能退避三舍。

其後,陶希聖先生創辦中國社會史專刊《食貨》半月刊,可以看作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餘緒。陶希聖在《食貨》半月刊創刊號的《編輯的話》裡說:「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致,甚至於不能產生。中國社會史理論爭鬥,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果不經過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鬥,斷斷是不能出現的。」這話是合乎辯證法的。

《食貨》的出版,從時代形勢上看,可以看作是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反思。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對中國社會史發展形式,熱烈地爭論了一番,但並沒有爭出一個結果。論戰者對中國社會史料掌握得不多,多半是只有一些唯物史觀的理論、方法在手。爭來爭去,只是理論之爭;對中國社會史,爭不出名堂來。「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大家心目中便產生了讀中國書,搜集中國史料的願望。

因此,《食貨》半月刊的出現,是對社會史論戰大潮的反思。它的出刊,是順應當時史學發展形勢演變的潮流的,是人心所思。陶希聖抓住了這個機遇而已

胡適、陶希聖都是我的老師,胡也是陶的老師。我知道他們的關係很好。陶自1931年到北大作教授,對胡是尊敬的。胡是「五四」文化革新運動的帶領人,陶也出身「五四」。陶受有馬克思辯證唯物論的影響,出身中國社會史論戰。胡的成名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陶寫過《中國政治思想史》。對先秦思想家思想的理解和表述裡,兩人會有很大的差異。但在陶的文章裡看不出對胡的批評,更沒有惡意影射的批評。抗日戰爭時期,兩人對時局形勢的看法,多趨一致,都和「低調俱樂部」有關係,主張一面抗戰一面不妨和談。可以說,這時期陶已成為胡的一位「謀士」。陶和胡的另一長期主要「謀士」傅斯年先生的關係也很好。陶在漢口創辦「藝文研究會」,就用有胡、傅向他推荐的人。陶隨汪出走後,傅給朱家驊寫信說:「陶希聖已經跟汪精衛走了,但陶留下了一批出色的社會史經濟史人才,不要管陶,要管這批人才。」請朱幫忙。1944年我之能去史語所作研究工作,固然是我和傅的直接關係,也不能說和陶和傅的關係沒有影響。這也看出胡、傅、陶在學術上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賞的。

我常常想,二十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國文化、中國史學,受西方文化、西方史學思想兩次大衝擊,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五四」出身的史學家,胡適、傅斯年,陳演恪、顧頡剛等等,占領了高等院校的史學陣地,培養出來一批批的史學家。直到大陸解放,絕大部分大陸的史學家,是一代代出身「五四」道統的學者。

「五四」時代進來的西方史學思想,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傳統史學思想。中國社會史論戰時代進來的史學是馬克思史學思想,是辯證唯物論。辯證唯物論,成為當時猛烈的社會思潮,學術高潮。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無不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自居,而罵別人是假的。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參加論戰者的政治派系不同。有幹部派、托派(取消派)、國民黨。政治上的互罵,移到學術方面來互罵。但從純學術方面說,這時期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確是一個高潮。

中國社會史論戰思潮,沒有「五四」新思潮幸運。「五四」的新史學走進高等學校,培養了一代一代史學家,占領了中國史學陣地。中國社會史論戰者,左右不討好,又受政治壓制,一般都沒有進入高等學校,沒有占領史學市場。

陶希聖出身「五四」,他是北大學生,胡適的學生。他又是社會史論戰中的一派。他的史學思想,是受有辯證唯物論的影響的。他的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廣告就說:「國內以唯物辯證法敘述古代政治思想的發展概況及各派主張之詳細內容者,本書實首屈一指。」

陶希聖1931年暑假後到北京大學任教授。1934年編輯出版《食貨》半月刊。在創刊號的《編輯的話》裡,他對於編輯出版《食貨》的宗旨和態度,曾有扼要的說明。除了前述的話之外,他說:「當時(指社會史論戰時期)的風氣,是把方法當結論的。……把方法當結論,不獨不是正確的結論,並且不是正確的方法。」「那麼,心裡一點什麼也沒有,我們就去就史料論史料,好嗎?這也是不成的。……沒有任何意見在心裡,你去哪兒去找那個材料去?……你總得有了疑問,有了假說,你才會去找證據的。你才能夠找著別人沒有說出的證據。」「……這個半月刊不把方法當結論,也不是沒有一點什麼疑問,沒有半月刊。沒有一點什麼假設,單純排起材料來的。這個半月刊要集合,要歡迎在切實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當的材料,足夠提出一個問題來,或足夠說明一個項目,便可登載。對於成熟的系統的論文,固然萬分的喜悅,便是一斷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羅。」

從他這些話裡,可以看到陶希聖當時的思想。一、認為理論、方法和材料是互相推進的。理論、方法,指導找材料;豐富的史料,證實理論、方法的正確,也推動理論方法改變和進步。二、反對把理論、方法當作結論。「各人既有了結論在心裡,只有向書籍裡去找印證,不必廣搜材料。」三、但他並不反對心裡先有疑問和假設。有了疑問和假設,才會去找證據,才能夠找著別人沒有說出的證據來。而他所謂的疑問和假設,實際上就是辯證唯物論指引下的疑問和假設。

從純學術觀點來看,陶希聖這些思想、意見,並沒有問題。在社會史論戰中多是理論方法之爭,而爭來爭去又沒爭出結果來之後,回到書齋裡找材料,也是論戰的必然歸宿。《食貨》應運而生。

1934年,我在南京出版的《中國經濟》第二卷第九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古時期的中國佛教寺院》。陶希聖先生很欣賞我這篇文章。他創辦《食貨》半月刊,寫信約我寫稿。所以《食貨》創刊號上就有我的文章。1935年我北大史學系畢業前後寫的幾篇文章,都是在《食貨》上發表的。

抗戰軍興,1938年初,在周佛海、陶希聖主持下,國民黨的民間宣傳機構「藝文研究會」在漢口成立。在《食貨》上寫稿又和陶先生有私人來往的鞠清遠、武仙卿、曾謇、沈巨塵,都到「藝文研究會」工作,職稱是研究組組員。我原在《教育短波》社工作,編《教育短波》。抗戰開始,我又編《政論》,寫時論文章。陶先生約我也去「藝文研究會」工作,和鞠清遠等一樣是研究組組員。但我不到會辦公,仍在家編《政論》,把《政論》帶到「藝文研究會」,由「藝文研究會」出錢出版。

如果說在陶希聖帶領下有個食貨學派的話,以上在「藝文研究會」工作的這些人,可以說是食貨學派的骨幹份子。傅斯年給朱家驊的信裡所說陶隨汪出走後,「留下了一批出色的社會經濟史人才」,也就是指的這批人。陶走後這些人一個個先後都走了香港,只我一個人留在重慶。我當時給陶寫信說:離開重慶幾百萬大軍,只有投降沒有和談。陶離開重慶,就已經後悔,接我信後很受感動。等他從上海回香港再回重慶時,只有曾資生(曾謇)隨他回來,其他幾人都去了南京。陶再回到重慶時,親兵就只剩我一人了。

陶希聖三十年代的學生,「親兵」,算來大陸上只有我了,海外怕也沒有什麼人了。《何玆全與陶希聖》一時不寫,總是要寫的。陶希聖自己說:「我最希望人們叫我『中國社會史學家』」。又說:「此生若可稱為學者,只有中國社會史而已。」看來,對陶希聖和《食貨》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作出公平的評價和定位,臺灣有他學生,海外有他兒子,大陸只有我,來作了。

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學,有哪些大師級史學家,有哪些代表時代的著作。史學史家應該來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作作結論了。

我想所謂大師級的史學家,應該是一些對中國史學提出有創始性、突出性的著作,更確切的說,應該是有創始性、突破性而又站得住的思想和著作。

「文化大革命」時代,北師大在大操場開群眾大會,有紅衛兵站在講台的入口,對要求上台發言的人先問「什麼出身?」對答說是地主、資本家、富農的,就說:「滾下去!」對於說是:工人、貧下中農的,就說「上來!」

對於二十世紀的史學家,也要來個甄別。要入選史學大師,先要問他:「你對中國大學有什麼創始性、突破性的著作和貢獻?」提不出來,就要「下去!」

在創始性、突破性這個標準下,我認為陶希聖和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陳寅恪、傅斯年、錢穆、顧頡剛等一樣,都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大師級人物。

摘錄自何玆全《我所認識到的唯物史觀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聯系》(2001.11.25在「唯物史觀與21世紀中國史學研討會」上的發言),《高校理論戰線》(2002.1),及《懷念師生深情,憂心國家大事》,《學術界》雙月刊總第93期(2002.2),並經何玆全校閱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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