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論政而猶是書生

       紀念我的父親 ─「中國社會史學派」始祖陶希聖先生

- 陶琤 -      

 

一九二零年代末期,中國思想界為討論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曾經就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發展,進行了持續數年的論爭。陶希聖是參與這場「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一名要角,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等著作為知識份子爭相購閱,以致一版再版,言論遠播海外。這個時期有所謂「陶希聖時代」之稱。一九三四年,陶希聖創辦《食貨》半月刊,主張應以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為基礎,根據史實立論,重寫中國社會史。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與經濟史的研究,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父親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前,是為文、辯論、教書和著書的學者。他早年研究中國法制史和中國社會史,在學術界成名。抗戰軍興,出席廬山談話會之後,始逐漸參與政治活動。故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以前的陶希聖,純粹是個讀書、寫書、教書的歷史學家。然而,即使躍入政治漩渦,親身目睹、經歷和參與國家大事,甚至作出「翻江搗海」的驚人之舉,父親仍然保持手不釋卷,勤於治學的習慣,終其生仍然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

北大教授陶希聖先生(1932

綜觀父親的一生的學政經歷,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上海的中國社會史的論爭

1928-1931);二、北大教授及《食貨》治史方法的提倡(1931-1937);三、從「牯嶺茶話會」到委員長侍從室(1937-1948);四、台灣政治及《食貨》思想的繼續(1948-1988)。

一九一四年春,父親十五歲,入北京大學預科為旁聽生。次年編入預科一年級。一九一八年預科結業,升入北大法科法律門一年級。一九一九年,因學生反對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移轉日本繼承而引發「五四運動」,參加學生示威遊行。十一年夏北大畢業,受聘為安徽省立法政專科學校教員,教親屬法及繼承法,二年後因學潮而離開安慶。

一九二四年七月,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擔任法制經濟部編輯,公餘投稿「學藝雜誌」及「婦女雜誌」。次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就詢法律意見,父親乃舉英國普通法例為答,認為英國軍警不經法定程序和時間而逕行開槍殺傷群眾,應以殺傷論罪。王雲五研究這些資料後,投稿《大陸報》陳述意見。父親也同時在文學研究會出刊的《公理報》上提出法律見解。旋受聘上海學生聯合會為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大學教授法學通論,同時在《孤軍》雜誌上談論社會及及發表政治見解。又受邀主編《獨立評論》周刊(後台是傾向鼓吹「國家主義」的獨立青年黨),為文標榜三個自決,即「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和「勞工自決」。由於民族自決是與國家主義是有別的,勞工自決是與共產主義衝突的,國民黨認為這個理念與三民主義相契合而予以支持。他的社會政治關係自此日漸廣闊,以至「左至共產主義,右至國家主義」,但他自認他的社會政治思想走的是中間路線,即所謂「左亦不至共產主義,右亦不至國家主義」。

父親在《獨立評論》週刊上陸續發表分析中國社會組織及演變的短文,指出中國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後,社會的構造並未改變,仍然是士大夫階級與農民兩大階層。他認為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殘存著封建勢力的商業資本社會,存在著的封建勢力便是中國資本主義不能作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也便是中國農民痛苦的源泉。近百年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工藝革命未能完成,而農業工業轉趨衰落,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型態,亦為中國革命的起因。這種論調與馬克思唯物史觀論者之認為中國社會乃封建社會或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相牴觸,他們主張農民革命推翻地主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父親針對這些見解和主張,以及論戰中為了支持唯物史觀理論而犧牲歷史材料的普遍風氣提出了批評。一時之間,這場辯論形成了思想界有力的潮流。這是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濫觴。[]

一九二七年一月,《親屬法大綱》完稿。二月,父親應聘為中央軍事學校(校長蔣中正、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武漢分校政治教官,武漢大學也聘請他教授法律,在這兩間文武最高學府中,受到學生的尊敬。是年四月,汪精衛自海外回國,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宣言,呼籲國共兩黨「相互尊敬、開誠合作」,隨即來到武漢,主持國民政府與左派中央黨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五月,軍校奉命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合組為「中央獨立師」(師長侯連瀛),父親任該師軍法處長兼特務組長。他在武漢目睹了工農運動的高漲,意識到共產黨發動的農民對地主的階級鬥爭,對於農村社會經濟的破壞性。試想,地主被打倒了,地主在城裡開的商店立即失去信用,無法周轉資金買賣農民所需的耕種用品,也無法收購農民的生產品,其後果為何?受害的還是農民。他曾以軍法處長的身份與左派激進份子周旋,阻擋共產黨開群眾大會企圖槍斃地主。結果,中共向武漢政府抗議父親反動,調回武漢。

七月中,汪精衛宣佈分共,發表「我們不共產化,更不腐化」的聲明,對於國民黨的腐敗與脫離民眾、容忍新軍閥武力爭權表示失望。這也正是父親所深惡痛絕的,「士大夫勾結軍閥以統治剝削庶民」的現狀。八月,任武漢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陳公博)秘書處主任兼宣傳處長及《黨軍日報》社長。此為與汪精衛領導的所謂「國民黨改組同志派」接近的初步。年底脫離武漢回到上海,提出「分共之後,仍然革命」的口號。

一九二八年二月,任南京總政治部宣傳處編纂科長,後改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兼任政治部(主任周佛海)訓育組組長。從這年八月起,父親奔波于南京、上海之間為文及演講,扮演著「亦政亦學、亦朝亦野」的角色,同時為周佛海主編的《新生命》月刊執筆寫稿。父親覺得對於兩年前在《獨立評論》上提出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問題,如今有了更深層的認識與分析能力。從八月起,他在《新生命》上連續發表論文,逐漸集中於「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這一問題的論斷與爭辯。這些論文,以及他在復旦大學和勞動大學的演講,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

十二月,基於武漢的政治關係,父親離開南京回到上海,加入顧孟余、陳公博、王法勤,朱霽青等人發起的「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各省市黨務改組同志會」。

一九二九年一月,《新生命》月刊社收集父親的論文,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時洛陽紙貴,銷售一空。這本書四年之內一共印了八版。對於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父親在書中寫道:

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呢?從最下層的農民起到最上層的軍閥止,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的構造,其龐大的身份階級不是封建領主,而是以政治力量執行土地所有權並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階級。中國資本主義受這個勢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動的發展。自帝國主義的階級勢力侵入以後,上層社會除兼地主與資本家的殘餘士大夫階級而外,新生了以帝國主義資本為中心的資本階級。在都市,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已有「見端」。在鄉村,全國耕地大半屬於地主而為佃田,農民土地問題形勢極為嚴重。中國社會便是這樣一個社會!

他層層分析中國士大夫的特質,認為中國社會問題的核心在於「士大夫」的存在,中國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士大夫的官僚化,因此要想回歸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精神,就必須將供帝國主義驅策的官僚士大夫排除在黨外。至於社會階級問題,父親認為主張階級鬥爭是一件事,認識社會階級的存在,是另一件事。社會階級的存在與否,是要從事實上去觀察,決不必因為反對狹隘的階級戰爭,遂否認中國有社會階級的存在。

父親繼續在上海復旦大學、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政學院等校教書,及在《新生命》、《東方雜誌》、《學生雜誌》等刊物發表論文。年中,出版《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次年出版《中國社會現象拾零》,都是暢銷書。

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對於中國社會的構造到底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半封建社會?提出論爭。他指出人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構造,每因感覺到其中存在著許多封建制度的現象或許多資本主義的現象,從而論定中國的社會是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感覺是常識的,常識是反科學的,因此要對這三種論斷加以明確評定,須以中國社會史為衡量的基礎。

他談到民族鬥爭與民族問題,認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必須首先徹底消滅士大夫官僚系統,掃除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軍閥,打破士大夫階級與一般民眾的對立,以喚起民眾,實現民權主義。一個政權要依賴士大夫官僚系統,則任何新法或改革,都不可行。新法及改革只給予官僚紳士以加重剝削的新機會。

他又指出,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因此必須資本主義發達才能產生無產階級。他特別提醒「中國社會主義者」不可視游民或流氓為無產階級,他引馬克思在《德國農民戰爭》裡的話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貧賤的銅臭連隊』,決不是農民或工人運動的同盟者。」這種論調是共產黨絕對不能接受的。[]

儘管他不贊同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但那並不是他理論鋒芒的主要指向。他當時所要著力反對的,恰恰是國民黨當權派因清共而脫離民眾、喪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的腐敗傾向,因此決不能因為借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就包容官僚士大夫來腐化國民黨。[]他認為「士大夫」乃是一種「觀念生活階級」,「這觀念生活階級在中國從來是統治階級的一端。他上面連綴於統治階級的軍閥,下面抑制著被統治階級的庶民。他的地位,和古代的巫覡祝宗,和後來的封建貴族相當。它的構成,是官僚和地主。它在經濟上是剝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個連環,深植其基礎於勞苦農民的上面。」這種種言論,引起國、共兩方的不滿。

一九二九年底,開辦新生命書局。次年應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之約,重返商務印書館,任總經理的中文秘書。是年著有《中國之家族與婚姻》、《中國封建社會史》、《辯士與遊俠》、《西漢經濟史》等書;翻譯奧本海(Franz Oppenheimer)的原著《國家論》、《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及《各國經濟史》(與薩孟武、樊仲雲合譯);另外編輯了著重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他曾為商務印書館寫了一本《五權憲法》小冊子,未出館即為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禁止。這是父親一生中唯一一本已印好而未能面世的書。

那段時期,學術界有個流行的社會思潮,凡參加討論中國社會史者,無不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者自居,而排斥他人。父親也用功選讀馬克思與列寧的著作,以及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觀,卻並不是唯物史觀。他重視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更欣賞考茨基的著作,用心讀過他的《基督教的基礎》。然而他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於此,他用的是社會的歷史的方法,簡言之即社會史觀。父親的北大學生何玆全曾說:「他標榜唯物史觀、辯證法。使他成名的、在學術上高出別人的,確是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當然他的史觀是不純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在戰場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等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進入北大。」[]

一九三一年一月,應聘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法學院院長郭心崧、政治系主任杭立武、法律系主任謝冠生)為法學院教授,在政治系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在法律系講授中國法律思想史,同時在新生命書局出版的《社會與教育》周刊上,為文諷刺及批評時政和教育政策。由於言論過於尖刻煽動,上海市黨部向黨中央檢舉他是反動份子,中大校長朱家驊不勝壓力,向黨政高層徵詢意見。教育部次長陳布雷(代理部務,部長由行政院長蔣中正兼)說:「我見過此人,他沒有別的,只是鋒芒太露。」這件事後來由陳果夫、立夫二人出面協調,終得消弭。

八月,北上應聘母校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政治系主任邱昌渭)為法學院教授。學校尚未開課,九一八瀋陽事件發生,學生情緒激昂,應邀至北大、師大演講,以「國民外交與國民戰」為題,提出「全民抗戰」的口號。此後在師範大學史學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政治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政治系、朝陽大學法律系擔任兼任教授,致力於法制社會史及政治思想史之教學與研究。

一九三二年,除授課之外,專心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二卷。這年一月廿九日,汪精衛到南京就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一九三三年,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卷。一九三四年,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第四卷。其時持續了五年的社會史論戰已接近尾聲,父親覺得與其在理論上爭個你死我活而得不到結論,不如退而從書本著手,埋頭尋找支持理論的脈絡。十二月,他創辦《食貨》半月刊,主張以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為基礎,根據史實立論重寫中國社會史。他呼籲思想界與史學界講究正確的方法,蒐集社會經濟史料,以尋找社會發展的歷史法則。他在《食貨》創刊號的〈編輯的話〉裡寫道:

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致,甚至於不能產生。中國社會史理論爭鬥,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果不經過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鬥,斷斷是不能出現的。……這個半月刊不把方法當結論,也不是沒有一點什麼疑問,沒有什麼假設,單純排起材料來的。這個半月刊要集合,要歡迎在切實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當的材料,足夠提出一個問題來,或足夠說明一個項目,便可登載。對於成熟的系統的論文,固然萬分的喜悅,便是一斷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羅。

這就是父親編輯出版《食貨》期刊的宗旨和態度。不久,「食貨學會」成立。當時為《食貨》寫作的青年學者俱為一時俊彥,儼然形成「食貨學派」。[]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父親除了編輯、講學之外,專心致力於寫作,成果豐碩,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國理論界的地位,學界有稱這個時期為「陶希聖時代」者。[]顧頡剛也曾經稱陶希聖和郭沫若為「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兩位大師」。[]

一九三五、三六年西安事變前後,日本窺伺華北日極,左派分子煽動學潮,一時言論口誅筆伐,父親亦撰文抨擊,引發愛國熱潮,無形中成為青年崇敬的導師之一。已印刷八次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是年再出「新一版」。時隔七年世局有變而社會一點也沒有進步,他在新版序中痛心地寫道:

民國十七年,我們還常常說到中國國民黨民十三的改組,還常常鼓吹革命。七年之後,我們還能不能再這樣說呢?當民十三改組時,國民革命建立的是兩個大口號: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一個是「打倒軍閥」。十年之後,我們還敢不敢再這樣喊呢?那時候,我們還痛斥中國的士大夫,七年之後的今天,我們還可不可以對士大夫說個「不」字呢?那時候,我們還常說到農夫工人,現在農夫工人又到那兒去了呢?革命已經失敗了。新式士大夫已經抬頭了。農夫工人已經躲到茅檐底下凍餓去了。……

一九三七年,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授課著書之餘,或演講、或撰文,駁斥中共言論,指為分裂中國的陰謀。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父親隻身離開北平輾轉到廬山,十七日參加蔣委員長主持的牯嶺茶話會」。受邀出席茶話會的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包括張伯苓、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等人。委員長曾單獨接見父親,鼓勵他情勢好轉後回北平指導國民黨的言論。八月,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九月應聘為國民參議員,從此躍入政治漩渦。

一九三八年一月,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與周佛海在漢口同辦「藝文研究會」,擔任設計總幹事(周任事務總幹事),為文分析國際問題,以評論表明國民革命與抗戰建國之立場與政策[]。七月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當時一些知名學者和黨政要員,時常聚在一起議論局勢,間或批評當時甚囂塵上的抗戰言論為高調,有人戲稱他們為「低調俱樂部」。其實,「高調」、「低調」這些名詞,父親早在1936年就在《獨立評論》上提出了,他說高調低調沒有絕對的是非,不適應現實的高調,有時反而是一種妨礙。胡適也在刊物上說過「要辦一個唱低調說老實話的刊物」。[]

九月「藝文研究會」遷重慶,十二月五日赴昆明,十九日隨汪精衛飛抵河內,不久轉赴香港。八月廿六日,赴上海參加汪日和平談判。次年一月三日與高宗武一同潛離上海,五日抵達香港。廿一日與高宗武聯名致香港《大公報》揭發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附件。這段過程即抗戰初期震動中外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是父親政治生涯中一段為時短暫的插曲,但不可諱言,它卻是中國抗戰史上一件扭轉局勢的大事﹕它揭發了日本軍閥脅騙汪組織簽訂賣國條約以遂其侵吞整個中國的惡行與野心,徹底破滅了欲藉對日談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強了我國全民抗戰到底的決心。

一九四年六月起,父親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選譯國外報章雜誌的論文,及編譯者撰寫的國際時事評論,為國內提供世界局勢及國際問題的參考材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飛機轟炸港九。十二日九龍淪陷,廿五日港島英軍投降。次年一月廿八日隨惠陽還鄉隊逃離香港,歷經艱險經韶關、桂林,二月廿五日回歸重慶,在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手下擔任第五組組長。工作是研究與撰述,與中央宣傳部保持密切聯絡,參加宣傳部社論委員會,討論戰時報紙的宣傳方針,同時為蔣委員長編寫專書[十一]

一九四三年初,《中央日報》改組,以胡健中為社長,陳訓悆為總編輯,父親為總主筆。父親從此改變教授的生活方式為記者的生活方式。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國共政治協商期間,曾在《中央日報》上連寫社論四十多篇,與《新華日報》對抗。政府還都南京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李惟果,另一副部長黃少谷),集中精力為國民黨作宣傳工作。

   一九四九年政府遷台,父親雖在國民黨中央位居要津,主管中央及地方黨報言論,甚至奉蔣總裁之命負責黨改造的文宣工作,仍不忘為文多篇回憶當年參與對日和談時的心路歷程,《潮流與點滴》即在此時出版(一九六二年起在《自由談》及《傳記文學》連載,一九六四年出書)。他在序中寫道:「在中國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個點滴」。他晚年常不勝感慨:自己一生向無從政之大志,卻身處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經過巨大風浪,做出「翻江搗海」之事,回顧前塵,連自己都不敢相信。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逝世為止,父親在台灣曾經擔任過的主要職務,包括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主筆、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組長、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立法委員(法制委員會召集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連任九屆至一九六八年)、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中央評議委員(連任十二屆至一九八七年)、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時年八十歲,副理事長蔣緯國將軍)。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舊曆九月廿六日),中央日報董事長楚崧秋先生在中央日報禮堂設茶會,祝賀父親九十壽辰。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晨二時三十分在台北逝世,享壽九十一歲。

   父親一生的最愛,其實就是母親所說的「辦刊物、開書店」,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與友人合開新生命書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創辦《食貨》半月刊,一九七一年在台北開設食貨出版社,復刊《食貨》雜誌為月刊,直至一九八八年七月停刊。父親把《食貨》當成自己撫養五十多年的的兒子,在台北復刊的十七年間,為他嘔盡心血,也背負了不少的債務,他不願把這個擔子交給後代去挑,因此抱著「人亡政息」的態度。晉生弟非常希望《食貨》能繼續辦下去,他的學生們也積極想方設法,甚至願意自己掏腰包維持《食貨》繼續出版。歷史學者張存武教授曾在報紙上發表一篇《「食貨」不該因人而廢》(1988724日台北中央日報副刊)的文章,呼籲「繼承《食貨》的主人聽取熱心人士的意見,繼續經營這份在國際間受到重視的刊物。」他認為《食貨》有其傳統的榮譽地位,是中國拿得出去的一本刊物,不應讓其消聲匿跡。雖然《食貨》因種種複雜因素沒能延續而令愛護他的學人們惋惜,這套代表中國社會史學派的文獻,仍將長存於世界各大圖書館之中,供後世學人研讀與景仰。

父親一生研究數千年中國社會的性質、變遷、組織、與倫理,在社會史學界中自成一格,學術界六十年來尊之為「中國社會史學派」的領袖,桃李滿天下。他從社會史論戰,創辦《食貨》,寫作、講學、演說、辯論,到後來從政為總統蔣公寫書、撰文告、寫黨報社論、銓釋黨的意識形態……,由名教授變成「名政論家」,即使在百忙之中,從不放棄學術工作。父親常說﹕「我不是『政論家』,也不是甚麼『三民主義理論』家,那並不代表我的學術成就,我最希望人們叫我『中國社會史學家』」。他在台北出版的主要的書,包括:《論道集》、《中國社會史》、《清代州縣衙門刑事審判制度及程序》、《中國法制之社會史的考察》、《拿破崙兵法語錄》、《孫子兵法(中英對照)》、《克勞塞維茨戰爭原理》、《中國之分裂與統一》、《世局的轉變與中國統一的機運》等等,及有關中國社會史、經濟史、法制、司法、漢學……等等論文,不計其數。從1959年開始,連續二十一年為《法令月刊》撰寫定名為《夏蟲語冰錄》的法務漫話,共2196條,臺灣法界無人不奉讀傳誦。

父親八十歲時說:「家學所傳者為史學,大學所受者為法學。史學與法學兩道思潮,匯合為中國社會史學。此生若有可稱為學者,只是中國社會史學而已。」他晚年的學生們,也認為父親在七十歲離開政治權力中心以後,專心從事著述的的二十年中,其學術理論更見圓融。[十二]

父親以對社會結構的觀察,作對中國思想史的探索,晚年更由史學轉入經學,於殷周文化異同及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際的思想背景,闡釋新的見解。在政治上,從重慶侍從室時代的《中國之命運》,到台北中央黨部時代的《蘇俄在中國》、《民生主義育樂篇》,以及重要文告,莫不為先總統蔣公竭盡其力,執筆數十年不輟。然而,在這方面他從來都以幕僚自居,而謹言慎行。「不怨天,不尤人」是父親的人生觀。回溯過往,他的一生,有過驚濤,有過駭浪。父親八十歲對自己的一生做了評斷:

區區一生,以讀書、作文、演說、辯論為業,人自稱為講學者我志在求學。人自命為從政者,我志在論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毀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覺國家社會所許與我者,超過我應受與願得之程度與範圍。我無以為報,只是常抱一顆感謝的心,庶可遙望論語所謂「學不厭,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猶未及也。(《八十自序》)

九十歲那年,他在給筆者的信中寫道:

……活到九十歲,可以「這一生」。這一生,前一半教授,後一半記者。教授與記者的生涯,便是寫作、演講、開會。前一半抽煙、後一半喝茶。八十歲有感慨,九十歲自覺輕鬆,連感慨都沒有了。

這是父親給我們的最後一封信。他老人家說「沒有感慨」,其實是充滿了感慨。他說他「這一生,前一半教授,後一半記者。」這「教」與「記」的分際,正是他一生學、政兩種生涯的寫照。【原《「高陶事件」始末》第一章,二○○三年一月改寫】

 

主要參考文獻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遼寧教育出版社(1929-1933上海8版,1935北平新1版。台北1954, 1972。瀋陽1998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食貨出版社(1931-1933上海6版。1955-1979台北4版)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1964

陶希聖《八十自序》,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台北1978

何玆全《愛國一書生 八十五自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1997);〈我所認識到的唯物史觀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聯系〉(2002.11.25在「唯物史觀與21世紀中國史學研討會」上的發言),《高校理論戰線》(2002.1);〈懷念師生情,憂心國家大事〉,《學術界》雙月刊總第93期(2002.2)。

杜正勝〈通貫禮與律的社會史學 陶希聖先生學述〉,《歷史》月刊第七期(台北1988.8

黃寬重〈陶希聖與食貨雜誌〉,《歷史》月刊第七期(台北1988.8)〉

賀凱翁〈1927-1934陶希聖之史學研究與革命論 兼論其與國民黨改組派之關係〉,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五期(2002.8

 

註釋

[]   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知識份子回到書房討論中國問題,進入「回想時期」;當時理論上分兩大派:一派是「新生命派」,如《新生命》、《前進》、《雙十月刊》、《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社會教育》等刊物上關於中國社會的論文,其理論代表人物是陶希聖;另外一派是「新思潮派」,刊載論文的刊物有《新思潮》、《思想月刊》、《世界月刊》、《摩登青年》、《讀者》、《理論與批判》、《社會科學戰線》等,其理論代表人物包括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參閱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的起因和內容》,中華雜誌社(台北1965)。

[]   時至今日,大陸官方還是認為「陶希聖在他的書裡提出,『中國是封建制度崩壞以後資本主義發達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農民勢力關係為社會主要構造的社會』,這一觀點顯然未能取信於人,也不足以取信於人」。見瀋陽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本書說明〉。

[]   翁賀凱〈1927-1934陶希聖之史學研究與革命論 兼論其與國民黨改組派之關係〉。

[]   何玆全《愛國一書生-八十五自述》,頁54

[]   為《食貨》寫作的知名學者,包括半月刊時期的何茲全、鞠清遠、曾謇、武仙卿、沈巨塵、連士升,在台北復刊時期的楊聯升、全漢升、勞幹、劉子健、陳盤、方豪、沈剛伯,以及後輩學者許倬雲、余英時、杜正勝、黃寬重等人。

[]   黃寬重:「〔陶希聖〕除了具有唯物史觀的眼光外,更精研親屬法,兼具許多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因此在討論中國社會的性質時,對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和宗法社會,有獨到的見解,成為當時討論中國社會史的重要學者,日本學界稱這個時代為『陶希聖時代』」。見黃寬重〈陶希聖與食貨雜誌〉。

[]   引翁賀凱文:顧吉剛《當代中國文學》,遼寧教育出版社(瀋陽1998)。

[]    一般人總以為「藝文研究會」是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精衛)的和平運動宣傳機構,殊不知它乃是蔣、汪二人合作設立的全國輿論指導中心,由蔣資助,汪指導,周組織,陶主持,從事宣傳抗戰、鼓吹反共、闡揚國策,及製造政府可戰可和的輿論。

[]  《獨立評論》第101號(1936.5.20

[]  參閱陶琤矷m「高陶事件」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2001)。

[十一]  蔣委員長於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十月間著手寫《中國之命運》一書,指出我國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旦解除,人民應如何以獨立國家自由公民的資格,與世界各國的國民平等相處,同時應如何自立自強,共同致力於建國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成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委員長在這本書中呼籲中國共產黨放棄武力,共同參加建國事業,並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劃,鼓勵青年努力學業,準備將來成為建國人才。蔣委員長指定父親擔任蒐輯資料及整理文稿的工作,親自校閱近二十次,初稿分交黨政負責人研討並簽註意見,最後定稿,全書十萬字以上,於1943310日重慶正中書局出版。

[十二]  杜正勝:「從社會組織推及社會倫理,尋求『基於自然法則的倫理法則』,這觀點在他七十歲以後的作品已不斷出現;九十歲編集舊作,手著〈天道人倫一以貫之〉,以為晚年的定論。」見〈通貫禮與律的社會史學──陶希聖先生學述〉。〈天道人倫一以貫之〉載於《食貨》月刊復刊第十六卷第一、二期合刊(1986.9),共四章﹕〈太一-推策天道之本統〉、〈天道與人文〉、〈天道與人倫〉、〈中道與王道〉。另一篇未發表之手稿〈直道而行與枉尺直尋〉共六節﹕〈直道而行之道〉、〈枉尺不能直行之理〉、〈百世可知之直道何在?〉〈仁政與暴政之分辨〉、〈仁為天地之心〉、〈直道而行必底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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