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十)

 

 “桐工作与汪政府还都

 

日本军方与宋子良的接触

1940年一月初高、陶走港之际,汪精卫一行人正在青岛与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头头们开会,讨论建立中央政府大纲等南北合流的议题。月底会议结束,决定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解散,支持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独立政权。三月中旬,汪精卫一行人回到南京。

三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及各项组织条例,定名新政府为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附加绣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的三角黄布条。

在这段期间内,日本方面仍然没有放弃与重庆直接谈和的希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日本政府的谅解之下,继续寻求机会与重庆方面进行交涉,力图促进重庆政府和汪政府合流,以达致全面之和平。事实上1939年十二月中旬,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机关长铃木卓尔中佐便试图通过第三者,请求与宋子文住在香港的弟弟宋子良见面,想通过他建立与重庆直接接触的管道。宋子良以无权对日交涉为由回避,同时通过他的哥哥向重庆请示。重庆方面考虑后认为,可藉此机会架空汪精卫,或至少可以延迟汪政权南京政府的成立。十二月下旬,宋子良通知日方愿意见面一谈。铃木和宋子良乃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一次会面。日本方面从重庆最初拒绝到后来要求会面的不同态度上,判断出重庆政府仍然有和平接触的意愿。

铃木于193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拍发电报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报告宋子良向日方提出的几个问题:(一)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以重新加以研究,如认为可以,将采取何种方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日方的态度;(二)日本对华态度如果真是为了日华经济提携,在达到该目的之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三)日本有无对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图,如有,能否秘密地向蒋介石个人递交有关和平的亲笔书信。

由于近卫声明使蒋介石的立场产生了困扰,如果此事公开可能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带来极大的妨碍,总参谋长板垣于是指示今井:对宋子良应注意不使其误解此即为帝国官方关于和平的意见,不使其误认为是许诺,仍应在地下秘密活动的范围内继续保持联系。重点应放在努力使重庆政府尽速派遣能代表中枢政策的适当私人代表前往香港(1)

1940年一月十六日,阿部信行内阁总辞,米内光政组阁,陆军大臣俊六留任,政策不变。二十二日,铃木与宋子良第二次会见。铃木致力于纠正重庆政府对日本的误解,表示近卫声明中所揭示的日本对华政策,只不过是寓意牵制重庆政府而进行的宣布而已。宋子良表示了解,并谓近日将去重庆,如有事需要告知蒋委员长,可通过蒋夫人宋美龄从中转达。正好在这一天,高陶揭露汪日密约于香港大公报,日方急于想从宋子良那儿侦知重庆方面对所揭露的协议文件的反应。总参谋长指示今井:倘重庆方面能认真提出意见,则我方亦不妨使交涉有所进展。

宋子良与铃木于二月三日第三次会见后,于五日夜飞赴重庆。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派今井武夫前往香港直接联系。九日,宋子良带了重庆的对策回香港。十日,宋子良与铃木第四次会见,转达三点:(一)重庆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研究后,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物前来香港;(二)上述代表将于日本代表到港之前抵达;(三)第一次会议必须在香港举行,以后可在河内或马尼拉举行。铃木则提出中方代表的对等身份问题,以及代表须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等要求。

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抵达香港。二十二日,陆军大臣俊六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将宋子良路线命名为桐工作,作为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谋略工作,其方针是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同一天,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出桐工作指导纲要,要借此以诱导重庆参加谈判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和不得给人以正在商谈停战协议之印象等等。二月二十四日,今井武夫正式会见了宋子良。(2)

重庆方面为了加重谈判的份量,蒋夫人宋美龄特于三月五日亲自飞往香港,住在她姐姐宋霭龄的宅第,担任与重庆蒋委员长联络的工作(她住到四月一日才回重庆)。七日,齐集香港的日本参谋本部代表和重庆代表,在港岛东肥洋行举行正式会谈。日本代表:今井武夫(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铃木卓尔(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机关长)、白井茂树(参谋本部谋略课长);中国代表:宋子良(香港商人)、章友三(前驻德使馆参事)、陈超霖(陆军中将,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

双方代表分别出示日本陆军大臣俊六,和中国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身份证明书。会议内容包括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处理汪政权、华北驻军等问题。三月十日开完第四次会议后,双方代表分别返回东京及重庆汇报,留下铃木卓尔在香港等候结果。十九日,为了等待重庆的答复,板垣征四郎和犬养毅在南京商请汪精卫推迟还都日期至三月三十日(原订二十六日)。等到二十四日,重庆又以简单电报通知延期至四月十五日作覆,日本政府大失所望,决定不再拖延汪政权的成立。此后谈判断断续续到十月,由于日方怀疑重庆谋和的真实性,以及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七月二十二日就任)的反对,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十月四日就任)于十月八日下令中止交涉。这就是所谓桐工作的谈判经过。日本事后纔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根本是中国特工伪装的。日本人上了当,中国人推迟了汪政权还都四天,顺便探悉了一些日本谋求和平的底细。(3)关于还都延期这件事,影佐祯昭有以下的记载:

汪政府决定于三月二十六日举行还都仪式。要人陆续聚集南京,城内空气非常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某天听板垣总参谋长说:宋子良工作显得非常有进展,其趋势在这两三天可以分晓。为此,虽然对政府成立的各种准备有妨碍,表示遗憾,但考虑大局,请与汪商量,把成立政府延期到月底为止。我不是不担心在要人完全集合时由日方提出延期会有影响,可是板垣总参谋长对汪推诚相见,具体地谈了情况,就延期几天举行还都仪式进行商量。汪毫无难色,当场答应下来。我对两人坦荡的态度,现在还要表示敬意。

于是,还都仪式照此情况延期几天,期望宋子良工作得到成果。可是终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因此,还都仪式在三月三十日举行,于此看到了国民政府的成立。(4)

汪政府的还都大典

三月三十日,还都大典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宣读还都宣言,然后与各院、部、会官员宣誓就职。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虚位以待林森为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海军部长。其它院、部官员名单如下:

立法院长 陈公博       监察院长 梁鸿志

司法院长 温宗尧       考试院长 王揖唐

财政部长 周佛海(兼警政部长)外交部长 褚民谊

宣传部长 林柏生       工商部长 梅思平

负责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少将,担任最高军事顾问,掌握汪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大权,一直到1943年五月调差至满洲国为止。梅机关其它主要成员也都当上顾问。犬养健则被任命为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一的随员,常驻南京。今井武夫于上年九月调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而离开了汪政权的圈子,年初又奉派赴香港进行桐工作。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任陆军一四一联队队长,远赴南洋打仗去了。

同一天,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一百多名汉奸通缉名单,并发布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谴责汪精卫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命令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六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以肃纪纲

日本的最后努力

桐工作失败后,日本仍然急欲早日解决战事。外相松冈洋右通过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谋求与重庆重启和平谈判之门,并主动愿意延期承认汪政权至谈判有了结果为止。中国方面为这个谈判出动了张群、张季鸾、杜月笙等人;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均积极参与,且于1940年十一月十三日御前会议上决定支那事变处理要纲,根据日汪基本条约(包括驻留船舰部队及开发海南岛经济秘密协约在内)的内容,以促使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合作为目标。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双方建立了某些基本谈判基础,如日本在中国全面撤军原则,撤销汪政权的南京政府等。可惜在双方正预备作进一步的正式谈判之际,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式决定,按预订日期与汪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正式承认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次交涉又告功败垂成。(5)

这部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和汪政权自是年七月起就在南京开始谈判。日本谈判代表是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影佐祯昭少将、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汪方代表是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长梅思平。十一月三十日,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签订中日调整国交条约。条约包括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关于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议秘密交换公文中日满共同宣言。缔约国为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日本帝国政府;签字人为大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与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中日满共同宣言之签字人加上满洲帝国参议臧式毅。(6)

 【注释】

(1)  桐工作经过概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329-335

(2)   同上。

(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史》页533-537

(4)   影佐祯昭汪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813

(5)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史》页540-541

(6) 中日调整国交条约,《周佛海日记》附录,页1259-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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