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九)

 

 高陶脱离与密约揭露

 

日本二分东方世界的阴谋

从六三花园到愚园路与影佐机关谈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中,陶希圣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满洲)、内蒙(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决定其紧密联系合作”之程度(实即日军控制之方式与压迫与剥削之程度),而在于日本有与苏俄瓜分中国之图谋。日本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饵,钓取北海之巨鲸,二分东方世界。(1)

至于日方和谈代表影佐机关”,恐怕根本不了解政府高层的真正意图,甚至兴亚院里面的技术官僚,也无法窥其堂奥。然而影佐机关受到“兴亚院”的操纵,以致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则是汪方参预人员有目共睹的事实。近卫内阁为了办理对中国的外交事宜,特别设立一个中央机构,由总理大臣集中事权,亲自处理,原称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这个机构负责对汪和平政策的制定与密约条文细节的草拟。由于其成员包括陆军、海军、外务、大藏等各内阁部门的代表,乃形成一个各自本位、而经常受到陆军中央强势左右的大官厅。对汪谈判的和平政策,因之往往随着前方战事进展而扩大及更加严苛,逐渐由寻求和平变质为强调占领。对于这种变化,身为直接与汪方人员折冲商议的影佐机关是相当抗拒的,甚至因而与东京方面时时造成对立的局面。然而,毕竟兴亚院是上级机构,影佐机关本身又不具行政地位,力争既然无效,则最后唯有执行命令一途。犬养健回忆影佐祯昭非常不满兴亚院交下的密约文件,影佐说:   

如今战争在继续,密约”中也会多少有些战时过渡期决定似的条件。现在读起来发现,这个文件中十分之七左右都是那些战时的要求。而且,秘密协议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地方竟达八处之多,这就难以实现和平。汪先生也得向中国国民承认他自己无能。…不管怎样,近卫先生也缔造了像兴亚院”一类了不起的机构。(2)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回忆道:

第三次近卫声明是汪可以知道日本对中国要求什么的唯一资料。然而声明非常抽象。我认为,如果能够把它具体一下,达到政府成立后签订的条约那样程度,并且在政府成立前先内定由汪主持,这是对汪的诚意;在昭和十四年夏向中央部提出了意见。中央部也认识到有此必要,以兴亚院为中心,研究了近卫声明的具体方案。之后,把它作为秘密条约谈判的草案,就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底决定的日华关系调整方针”,再附加战时过渡办法”。可是十月初,堀场中佐和平井主计中佐带来的谈判草案,这是兴亚院会议作出的决议事项,一看之后,我不禁为之黯然失色。

   虽然指示中有日华关系调整方针”和战时过渡办法”,一如我所预测,可是除此以外,趁此附加了不少条款,为之大吃一惊。例如把晋北十三县编进蒙疆范围,华北政务委员会权限显著扩张,把重要铁路委任日本方面经营,防共永久驻兵区域显著扩张,规定对海南岛的权益,等等,无论怎么看,不得不认为逸出了近卫声明的范围。堀场中佐问我:这样的条件,汪政府能掌握民心吗?”我不得不回答:不可能。”(3)

高陶离沪赴港

1939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汪双方在愚园路签字,高宗武、陶希圣两人都借故缺席。当晚,高宗武去寓所看陶,相约脱离汪组织。开年一月三日上午,两人搭乘柯立芝总统轮,离开了上海。五日,抵达香港。

新年过后,影佐、犬养健等人带了要纲”前往东京取得中央追认,板垣也一同前往以作支持。一月五日,陆军大臣在官邸举行陆军内部审议。作战部长富永提出关于华北驻兵的要求书,第三部长边右文中将提出关于铁路与通讯问题的要求书,这些要求书作为了解事项纳入要纲”文件后,陆军中央部承认了梅机关与汪精卫之间的协议文件。次日即一月六日,兴亚院会议上也承认了这项协议文件,认为汪方当协同日本,作出努力,使重庆迅速屈服,而决定树立中央政府。八日,阿部信行内阁举行内阁会议,追认了这些决定。

日本方面对于要纲”文件,是以极机密的方式处理的;甚至在内阁会议上,都没有出示该文件的全貌。然而,出乎意外,突然发生了该文件在香港暴露于世的事件。

一月七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委员长一信,附上一批文件,他写道﹕

   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4)

蒋委员长看到杜月笙亲自送来的密约文件后,立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发稿日期(先须营救陶希圣留在上海的家属脱险)及稿件公布时的标题都由重庆决定。一月十八日陈布雷密电萧社长:发表件可加标题为日汪密约协议全文”。次日又再电:发表件标题请改为日汪协议全文”。陶的家属分两批于一月十三日、廿一日登船离开上海。

一月廿一日上午,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连同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便由专人送到香港大公报。廿二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香港见报,其头条标题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副标题为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同一天重庆大公报的标题是: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汪逆卖国条约”。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当天电告驻美大使胡适: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日汪协议,绝对真确。拟请吾兄就近指导在美宣传人员,充分利用此文件,以打击日政府对英美之假妥协。”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报纸纷纷刊出头条新闻,转载要纲”及附件。

密约原件的摄影者是高宗武夫人沈惟瑜。原来会议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每次会议完毕前都要收回,连桌上的笔记本都不得带出。十二月某日,汪精卫把密约原稿交给高宗武修改文字,高乃伺机带回家中由他的夫人拍照。这段紧张的情节,高在回忆录《深入虎穴》中有详细的描述。(5)邦克也记载,高宗武说文件是他夫人拍摄的。

下面是高宗武及陶希圣致大公报的信,刊于一月二十二日该报头条文内,说明二人参与密约谈判及走港的心路历程﹕

记者足下: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澈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整份(另附译文)。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象长期掩没,以至于不可挽救。更有须附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条日文原件未列者,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言不尽意,即颂撰祺。高宗武、陶希圣谨启民国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6)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披露于报章,一时轰动国内外。香港中西报纸争相报导。《玛勒西报》、《德臣西报》、《士茂西报》都以显着标题处理这件大新闻,《士茂西报》形容它为“中国报学史上最轰动事件之一。”上海除亲日报纸外,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英文《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及法、德、俄文报纸,全都纷纷登载。

有人批评,高陶此举是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高陶在致汪精卫夫妇及主要干部的电报中,说明他们主持并参加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汪精卫及干部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求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拋弃,……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因此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他们切望汪精卫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7)高宗武也说:此次举动,论私交不能如此作,论公则不能不如此作。感情与理智冲突之痛苦,莫可言宣。”

汪日密约”被媒体揭露,对日本和汪组织方面引起的震憾,可想而知,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高陶二人暴露了密约后,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立即分别予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端上所发表的只不过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然而,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这为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我与板垣总参谋长一起,从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住在青岛的东洋饭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会见了汪、周、梅等。当时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宗武、陶希圣逃走一事是不值得责难的,但是对暴露密约一事极为愤慨,认为是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流下,却不去擦掉,唯有仰天长叹。

根据战后出版的《周佛海日记》所载,他当时曾咬牙切齿地说﹕今后誓将高宗武、陶希圣这两个畜牲杀掉!”愤慨之情由此可见。(8)

1940年一月二十二日周佛海日记写道:

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澈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必杀之也。(9)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写道:

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议汪的和平运动的人,但从汪由河内到达上海时起,他的态度已经为中国方面的人们所怀疑,在我的眼睛里也反映出可疑之处。然而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条约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10)

影佐祯昭又说:

这两个人的出走,给汪派以沉重打击自不在言;并且对日本,也有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当时住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要人,有很多在上海附近留有家族与财产,他们中得知汪的和平运动后而希望回来的人绝非少数。在此时刻,日本要求原件的暴露,使得一般中国人认识到汪政权不过是日军占领区的政权,而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意义,从而使这些心中动摇的重庆方面要人静止下来。(11)

今井武夫分析高宗武弃汪离沪的原因,认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从一开始就把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高在跟随汪兆铭到上海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和周佛海的意见发生矛盾。高在重光堂会谈时就一贯主张,新政府必须建立在日本占领地区以外,不过这个理想方案逼于形势不可能实现。由于这些冲突,干部们在决定重要政策时疏远了他,因此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

今井武夫认为陶希圣的逃走对同志们的精神影响较大。特别是他们两人的行动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而且把至今严格保密的密约向报界发表了,这一行动被同志们看做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行为,引起了同志们的激愤。(12)

总之,高、陶二人都看出汪精卫不但对实现和平未具足够的力量,他的政权即将变成日本军方的傀儡,同志当中又缺少纯真无私的救国诚意,从而对大局感到失望。证之以后汪政权的失败,今井对他们当时的心情,反而觉得有不少值得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上,今井认为这种情况应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脱离了近卫声明,采取强硬的权益要求所致,其终于发生问题,岂非偶然?

一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针对汪日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13)告全国军民书”中,蒋委员长除详细说明密约”的内容及其包藏的祸心外,有以下几段话:

由这几种文件的披露,我们可以明白敌伪双方言几个月来秘密进行蜮勾结的一般,我们可以察知敌国在一月初所谓兴亚院”开会讨论的内幕,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汪逆是不惜将整个国家和世代子孙的生命奉送给敌国.

现拿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和近卫声明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我在一年多以前批评近卫声明所说的日本真正之可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减我民族”,以及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这几句话,到今日来看,更可以证明为正确,绝不是过甚其辞。

这一个敌伪协议,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个文件,一定要发指眦裂。

我们须注意,这就是日本决心掀起太平洋上的风云,而要以我们国家之资源、黄帝子孙的血肉作他南进北进的资本。

告友邦人士书”中,蒋委员长在阐述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独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中国之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及友邦安全之深切关系,他沉痛地呼吁友邦速予制裁日本停止侵略,而不应再旁观中立。

什么是汪日密约”?

细读密约内容,真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中国的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人是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中国人手中有的和心中想的…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要,无所不管。其狂妄野心,令人发指。

先看看所谓新政府”承认的时空范围,承认事变中新国交修复以前既成事实之存在”,及承认在事变继续中基于必然之要求而起之特殊事态之存续”这两行字,等于撒下天罗地网,使现在的既成事实及将来的侵略掠夺尽无遗漏地纳入其罗网之中;甚至在未知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未知事态,也包罗其中。

再看密约”涵盖的我国领土:蒙疆包括内蒙及长城以北的察哈尔、绥远两省;华北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及陇海铁路沿线各省;华中包括长江下游及上海;华南包括厦门、海南岛、涠洲岛、东西沙群岛。如此则我内蒙、华北、长江下游、沿海各省、所有岛屿及其附近地带,统统被划入日本控制的版图。

再看密约”划定的行政区域:华北归华北政务委员会”管,它可以举债、管理铁路、任命特任官以外的官吏、与日满交涉;蒙古自治政府”为广泛自治”之政府;华中长江下游为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带”,日本继续在此驻屯军队,上海由日支协力建设”;华南厦门、海南岛及其它岛屿设立直接行政组织”。如此则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域将各自为政、分而治之,日本则可以分别予以操纵,以达到控制整个中国的目的。

所谓共同防共、缔结军事同盟”,无非是要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驻扎日本军队,每一条河流行驶日本兵舰,每一条铁路、航线、及通讯网路都要受其监督。更有甚者,中国军队及警察的建设、装备、武器,都要由日本顾问及教官来决定,而且要限制至最少程度。如此则中国的国防、治安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中国将沦落到连附庸国都不如。

所谓善邻友好、浑然相提携、互助连环”,就是要强迫我承认满洲国、左右我外交、侵蚀我文化、控制我内政奴役我人民以毁坏我国家、灭亡中华民族。至于退还租界及治外法权云云,完全是惠而实不至的口号。试想到那时政府里面尽是日本顾问、军警都由日本人操练,还有什么主权可言,收回租界又有何用?何况只是考虑”而已。

所谓产业经济共同互惠的经济提携”,就是要侵占我土地、挖掘我矿藏、控制我关税、倾销日货物、搜括我原料、操纵我金融,以达到掌握我资源、垄断我经济,甚至连测量、气象都不放过,最后把我国宝贵的富源经济、交通命脉剥夺殆尽。

我国近代对日交涉之屈辱,莫过于袁世凯时代之二十一条”,其中尤以第五项最为举世所惊骇,但它比之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其苛刻程度相差何止千百倍。二十一条第五项包括:一、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顾问;二、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概允其土地所有权;三、聘用日本改良中国之警察机关;四、由日本办一定数量之军械等等,充其量,是要扼住我们的头脑、束缚我们的四肢,现在那些条件,不但完全包括在密约之内,而且那时日本所未梦想到的思想统制”、文化融合”,也一一发明了,连测量、气象都列入协力,其它更不必谈了。(14)

据犬养健记忆,在上海谈判密约时,由于兴亚院”不断地向汪精卫提出苛刻、不合理的条件,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非常无奈,他说:密约中秘密协议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地方竟达八处之多,难以实现和平。汪先生也得向中国国民承认他自己无能,甚至执笔者崛场中佐也觉得太严厉。”连谈判桌上的日本人都觉得恬不知耻、蛮横无理”的条件,汪精卫和他的干部都敢俯首接受,真是愚 nm蠢到极点了。(15)

 

【注释】

(1)    陶希圣《八十自序》)页25-26

(2)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190

(3)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585

(4)   〈高宗武以密件呈蒋委员长函〉(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重要史料初编),转引自蔡德金《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

(5)    高宗武《深入虎穴》第5章。

(6)    《大公报》,香港、重庆,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廿二日。

(7)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上午二时电,同上。

(8)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页115

(9)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232

(10)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589-590

(11)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高陶出走与日本要求原案的暴露,同前书,页62

(1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页113114

(13)  《大公报》,重庆,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廿四日。

(15)  参阅敌汪阴谋的大暴露,《大公报》社评,重庆,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廿三日。

(16)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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