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七)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形成

 

失败的东京之行

汪精卫于1939年五月六日抵达上海之后,于二十八日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维持党的法统,藉以收揽人心;(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包含各党各派,实行改组国民政府,并决定政府人事;(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取消南北两组织,以示统一,并号召重庆人员来归。(1)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首途前往东京。他们到后,未能立即见到日本政府要员,因为陆军中央、外务省、海军省、兴亚院等有关方面并没有就汪系人马的到来有所准备。他们临时分别命令驻中国各地的日军及各机关的参谋长级军官,迅速赶回东京与中央各机构进行协议。日方招待汪系人马居住在东京市郊一座环境优雅的英国式别墅(古河男爵的别墅),却安排高宗武单独住在另外一座别墅(大谷重工业社长的房舍)。(2)很显然日方有人不信任高宗武,据周隆庠回忆,影佐祯昭曾告诉汪精卫日方有人怀疑高宗武可能被重庆利用,建议把高扣留在日本,为汪反对。(3)

六月五日,日本政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汪精卫五月二十八日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决定五项原则:(一)与既成政权以适当协作的方式,建立新中央政府;(二)承认临时、维新两政府行政区域内之工作,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青岛、上海或广州举行;(三)同意使用国民政府的名称,及在国旗党旗上部附加和平、反共、建国的三角黄色布片;(四)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五)预定本年内建立新政府。(4)

六月六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六项原则:(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及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为构成份子;(二)新中央政府以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1938年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通过)为准绳;(三)树立新政府特别需要人的素质与基础能力;(四)政府体制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即华北为国防上与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为经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五)允许不容共抗日的三民主义存在;(六)如果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更替人事、及接受上列第一、二项,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份子之一。(5)方针的主旨,显然在于日本希望汪精卫与南北两现存政权合流,成立以具有素质和基础能力者为首的中央政府,实行分治合作原则,即保持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的各自独立。这位素质能力俱佳的首脑人物,当时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并非汪精卫,而是吴佩孚(后因拒绝合作被日本医生毒死)。

六月八日,重庆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称:汪精卫违背国策,罔顾大议,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六月十日,汪精卫等人获首相平沼麒一郎接见。平沼表示愿意促成日华合作早日实现,新内阁将继续坚持近卫声明的精神,并说日中关系必须建立在道义上。汪则阐述其号召国民党同志及无党无派人士,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建立新中央政府的理念,决意为和平尽一切努力。十一日起,汪分别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及无任所内阁大臣前首相近卫文麿。

汪精卫与板垣有两次会谈。在六月十一日的第一次会谈上,板垣提出三民主义的民族、民生主义的抗日容共精神,新政府与满洲国的关系等问题。汪说明自容共时代结束后(指民十六分共),自己始终反对共产党,对于这次国共合作,特别反对,并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转向反共工作的实践;今后将使国民党公开接受日本所希望的反共救国政策,并保证重新阐述三民主义,以消除日本的疑虑。(6)六月十五日的第二次会谈上,板垣告诉了汪精卫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全部内容,并提出(一)同意中央政府之名称及以南京为首都;(二)不赞成新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党旗;(三)新政府与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关系,及后者的组织和权限问题;(四)国民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应依照新政策修改,等诸点。最后谈到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撤兵问题,但似乎话不甚投机,没有谈出结论。(7)

对于汪精卫的访日,部份日本人不认为达成任何实质成果,甚至相当怜悯他的处境。陪同汪精卫从上海出发访日的影佐祯昭和清水董三(大使馆秘书)就曾说:

近卫总理首先劝诱汪脱离重庆,大家以为他会全力以赴地来解决日华事变问题了,但他本人就是没有诚意,一涉及加强日、德、意联盟轴心问题,就完全拋弃内阁,决定辞职了。加强轴心问题,使人逆料战祸将扩大到世界范围,解决日中问题将更加困难,显然对近卫声明抱着强烈希望到日本去的汪精卫,他的可怜相,是令人十分遗憾的。(8)

西义显是最早为和平运动奔走联系的人,这次也在东京从旁协助,他认为日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存在已经破坏了和平运动的基础,因此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失败的,他说:

  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方罗列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的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要为汪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道义法统,显然完全是废话。(9)

西义显看出板垣的想法,是和平成立后日本军队仍然可以驻在蒙疆军事特区和华北国防经济合作特区,根本不必撤退。日本在中国重要地区长期驻兵,等于是把中国当战败国看待,强加以战胜国的条件。以这种态度和中国民众谈和平,简直是缘木求鱼。然而尽管如此,五相会议还是决定了一套让汪精卫不得不接受的建立新政府政策。

六月十八日,汪精卫结束了在日本的活动,离开东京前往天津、北平,开始处理他与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华中维新政府的合作关系。二十八日,一行人回到上海。

婆婆众多的梅机关

八月二十二日,以来自陆军的影佐祯昭(八月一日晋升少将)为首的影佐机关成立于上海,官署设在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中,作为日本政府的直辖机关,负责扶植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成员包括陆军、海军、外务、民间、新闻界人士三十余人。参谋本部命名其任务为梅工作,机关为梅机关,接受陆军、海军、外务大臣及兴亚院的指示和命令。据影佐自己说:梅机关不能纯粹视为陆军的机关,而是一个指挥系统截然不同的官员与民间人士的合作体。因此后来与汪方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时,日方的签字者包括各省的派遣者和民间人士的代表。(10)

八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主持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强调收复东北四省及谴责共产党利用抗战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使政府濒于崩溃;日本各报纸大事报导这三天的盛会,齐声赞扬为纯正国民党开始活动

八月三十日,平沼内阁因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被迫总辞,阿部信行出任首相,内阁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间。九月一日欧战爆发。九月初,阿部信行内阁开始着手树立新政府的准备工作。

九月七日,汪精卫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特别向欧美记者说明他脱离重庆是顺从多数同志之请求,去东京是依循过去蒋介石亲派高宗武与日方接洽建立的和平路线,以及东行目的是在探明近卫声明及‘艳电’之主张能否实现。他强调与日本当局接洽的结果,确信近卫声明及他的收拾时局建议可以实现。后面的几句话,显然也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他特别说明高宗武在和平运动中扮演的角色:

去岁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蒋介石曾命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辞去本职,另畀以重要之任务,使驻香港,与日本接洽和议。外面所传高宗武个人自由行动,绝非事实也。高宗武接洽和议,屡有接近之机会,而蒋介石因其个人位置问题,屡生反复,以致和议久久无成。鄙人之赴东京,并非另有线索,不过使高宗武所已接洽者不致中断而已。而赴东京与日本当局接洽之结果,使鄙人确信近卫声明及鄙人建议可以实现。(11)

黯然失色的要纲方案

九月十六日,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商议起草组织新政府纲要事宜。十九日,内阁会议决定由兴亚院、外务、财政、陆军、海军等五个部门的课室负责人担当起树立政权的实质工作。这些课室负责人从九月下旬起在热海连续工作了约一星期,纲要的主要起草人是平井丰一和堀场一雄。在起草过程中,因各方面本位之立场不同而意见分歧。十月八日,第一次草案出炉。十月中旬,他们带了草案前往中国驻在地讨论。在和梅机关商议的时候,他们看出了汪组织的无力状态。这项树立新政权的准备工作是在众说纷纭之中进行的。据站在旁观者立场的陆军省军务课内政班班长石井秋穗中佐说:

  陆军方案的起草者是军务课的平井丰一主计中佐,而意见最多的总是堀场一雄中佐(属于参谋本部第二课战争指导班、士官、卅四期)。有一次,第七(中国)课的尾川勘治中佐在会后谈论中说到:堀场君说他的高远理想,确实头头是道,好象那么一来事变就可以解决似的;可是,第二天拿出来的修正意见中,却写着要多多取得资源上与政治上的特权;理想与现实之间实在差得太远。没有从全局上对中国事变作出裁决之人,搞得究竟谁干了什么都弄不清楚;尾川有鉴于此,慨叹万分,为之泪下。(12)

在驻在地的讨论会上,参谋本部提出华中、华南放弃论,他们主张重视蒙疆、华北,吐出华中、华南,使汪精卫自由地成立政府以调整日中邦交,把陆军部队撤到黄河以南,从而确立对苏联作战的不败之势。这原是参谋本部对汪工作以摆脱中国事变这个泥坑,回复到对苏作战不败立场的夙愿。他们也主张吐出海南岛以免因造成对第三国威胁,而招来苏联的干涉。海军方面的态度则迥然不同,他们绝不考虑放弃华中华南,一意要把海南岛作为海军基地,坚持对华中、华南要及早确立海军的既成事实(13)海军后来就暗中谋求直接对汪派提出要求的时机(后来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在上海和陈公博单独谈判海南岛问题)。

到了十月下旬,这些驻在地军人之间的争议竟逐渐形成了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之间的对立。参谋本部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是继承孙文遗志的人,由他放手成立政府,造成重庆归还南京的局面(按:指两政府合流);与这个政府调整日中国交后,即可把日本军力撤退到黄河以北以脱离战场泥足,先确立持久态势,再图后谋。陆军省方面则认为:汪精卫及其人数不多的一派不足以收拾时局,难以想象汪政府成立、国交调整后,日军撤退至某种程度时会有能力取得安定;如果把黄河以南交给如此无力的政府去管理,那过去两年间的大量流血将变成毫无意义。他们提出难道要从皇军流血之处退下来吗?的强硬质疑。在一次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联合会议上,由华北回来就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竟斥责为政策辩护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蓪口季一郎说:你没有率领部下站到战场上,才会说得出这样的谬论。你对数万、数十万英灵不具感谢,不负责任。你的意见,不值一顾。冲突的结果,是蓪口第二部长调离陆军中央,华中、华南放弃论彻底失败,陆军中央的对汪态度随之自然发生了变化。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提出的要求方案,就是在这种混乱情况之下产生的。难怪影佐看到内容,会不禁黯然失色(14)

代表日本政府,负责与汪组织谈判的影佐机关,其成员包括各方面的人马:(一)陆军:影佐祯昭少将、谷荻那华雄大佐、川本芳太郎大佐、晴气胤中佐、石原幸次中佐、冢本诚少佐(宪兵)、林少佐;(二)海军:须贺彦次郎少将、扇一登中佐;(三)外务省:矢野征记、清水董三、太田一郎、中根直介、杉野荒大;四民间:犬养健(众议院议员)、末弘广次郎(神户银行副总裁)、西义显(满铁调查部)、伊藤芳男(满铁特派员)、神尾茂和太田宇之助(均朝日新闻)、松本重治(同盟通讯社)、波多传(上海日报社长)、北山富久次郎(台北帝大教授)、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孙子)等人。关于新闻界人士的加入,影佐曾经说过,汪政权的成立,得到这些新闻界人士很多帮助。(15)早期为汪组织奔走,促成其脱离重庆的灵魂人物,自然少不了前面多次提到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

名日方和谈的关键人物

影佐祯昭,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24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任参谋,1929年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官。1937年八月起任参谋本部第八课(谋略课)课长,为日本陆军大佐。1938年六月转任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1939年三月调回参谋本部,八月晋升少将,派赴上海负责影佐机关。1940年三月底起担任伪南京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陆军中将)。1942年五月调至马来亚作战,健康严重受损,战后为东京战犯法庭判无罪,于押解南京接受中国军事审判前死亡。

今井武夫,七七事变时是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事变发生后曾随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长张自忠举行谈判。1938年十二月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为日本陆军中佐。1939年三月任中国课课长,同年九月改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晋升大佐。1940年初赴香港进行桐工作,后调任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队长赴菲律宾作战。战争末期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1945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湖南芷江,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所颁发的受降命令。

影佐及今井两二人在诱使汪精卫自重庆出走,进入日本占领区组织伪政府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军阀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开战一年后,中国军队的抵抗越来越强,三月亡华的梦想绝难实现,日本政府乃改变策略,采取诱和的攻势。此所以近卫首相于1938年十一月、十二月两次发表声明,向中国试探和平。影佐早在是年二月,即开始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作和平的接触,并安排董赴日本与军方高级将领会晤。同年六月,又安排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会见近卫内阁的重要政军人物。最早促成汪精卫决心出面与日谈和的重光堂协议,也是他们两人跟高宗武、梅思平两人签订的。详情已如前述。

犬养健,是另一名积极参与诱降活动的重要人物,他是1932年被日本少壮军人刺杀的前首相犬养毅之子,1930年代任日本众议院议员。董道宁、高宗武访日会谈时他都在座,他后来曾与影佐一同赴河内营救汪精卫前往上海。影佐机关成立后,他是与汪组织谈判密约的日方主要成员之一。1940年三月底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随日本驻南京大使(前首相阿部信行)常驻南京。日本投降后曾出任法务大臣、代理外务大臣等职。(16)

【注释】

(1)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頁328-334

(2)    犬養健《誘降汪精衛祕錄》頁133-134

(3)    周隆庠〈高宗武拆夥事出有因〉,《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頁646

(4)    同註1,頁338-340

(5)    日本外交檔案S493〈樹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頁86-87

(6)    日本外交檔案S487〈汪精衛與垣會談內容〉,同前書,頁92-94

(7)    日本外交檔案S487〈汪精衛與垣第二次會談內容〉,同前書,頁109116

(8)    岡田酉次〈日中戰爭內幕記:汪精衛赴日──和平工作在成敗歧途上〉,同前書,頁128-132

(9)    同上。

(10) 影佐禎昭〈我走過來的路〉,陳鵬仁譯註《汪精衛降日秘檔》頁37-39

(11) 《中華日報》,上海,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八日。

(1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日本方面關於汪政權樹立工作的混亂〉,《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頁47-52

(13)  同上。

(14)  同上。

(1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汪回國後的和平運動〉,同前書,頁40-46

(16)  犬養健《誘降汪精衛秘錄》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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