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六)

 

 汪精卫永除党籍

 

国民党内炮声隆隆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和平条件。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史称艳电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响应,于三十一日刊载于香港南华日报,已如前述。

对外发表艳电的同时,汪精卫另外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的电文,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1)

这两篇电文传到重庆之后,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群情愤激,一致声讨,认为汪精卫以执政党副总裁之尊,不应该发表此种违反国策、媚日求和、助长敌人气焰的言论。国民党内更是炮声隆隆,纷纷要求蒋总裁作最严正的处理。二十八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团拜后,中央执行与监察委员一致主张立即举行执监临时联席会,讨论此事,乃于下午四时开会,在重庆的中委全体出席。主席蒋总裁报告开会意义,希望对汪兆铭宽大,并建议三种处理方式﹕一、劝告,二、警告,三、开除党籍。各委员认为汪兆铭如无所私,应将意见对中央建议,即不然亦应密呈中央,今乃先对外发表主张,始电达中央,殊属不当,总裁建议的三项方式,均嫌太轻,咸一致主张予汪以永远开除党籍的最严厉处分,旋付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

国民党蒋总裁本来并不想在此时对汪作如此严厉的处置,而主张宽大以留余地。可是在临时联席会上,他挡不住党内大老们的激烈声讨,终于在表决下作出永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除一切职务的决议。陈布雷的回忆是这样的:

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所在。(2)

近卫内阁总辞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日本政坛发生剧变,近卫文麿总辞,平沼骐一郎男爵继任首相,组织新阁。这一变动,对汪精卫及其追随者造成重大冲击。

近卫文麿乃日本贵族,是位提倡个人主义、主张国际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卢沟桥事变时,他才组阁一个月,对于事变的发生,他和他的内阁事前并不知情。最初,参谋本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主张由现地驻军以地方事件就地解决之。可是陆军大臣杉山元和他手下的陆军将校却主张乘势突进。近卫首相自己原倾向于参谋本部的意见,七月十一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应设法早日停止战争,与中国和解。然而,他终究无力控制东京的少壮军人,无从掌握全部局势。及至陆军省派军队前往中国作战,战火延烧到上海,近卫在杉山元要求断然处置的强硬态度下,不得不于八月十五日发表膺惩暴戾支那打至其屈膝为止的声明。(3)

其实日本天皇也主张不扩大。他在《昭和天皇回忆录》里说道:

不久,这个事件〔卢沟桥事件〕波及上海。近卫主张不扩大方针,我则认为既然波及上海,要防止其扩大是很困难的。…我主张对中国予以威胁同时提出和平论,参谋本部赞成我的意见,但陆军省却反对。反对的可能是陆军省军务局。因而又失去了妥协的机会。(4)

近卫辞职的近因,是他无法处理议会中政治势力的对立、财政经济的压力、国际形势的煎迫,以及他反对全面推行全国总动员案;远因则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无力以华北事件就地解决,却任由其内阁蓄意扩大为中国事件以遂激进份子的野心。战争爆发后,既发表声明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坐失和平收拾局面机会于先,又无能力担负举国投入战事的偌大责任于后。他在内外煎迫之下,早已有辞职的打算。及至汪精卫脱离重庆出走河内,配合近卫的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实现共同防共的计划,于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立即以艳电响应,近卫认为对汪工作已经获得阶段性成功,即于声明发表后的第十三天解散内阁,宣布辞职,不再继续扮演一名受军部恐吓利用的时装模特儿近卫曾说:陆军大臣常致内阁于死命。在辞首相的上奏文中又说:自己犹如时装模特儿(Mannequin)一般。(5)依照当时的宪法,陆军或海军大臣如拒绝内阁任命,则内阁必须总辞,直到政策被军方批准,新的内阁才能组成。(6)

近卫下台,现任枢密院院长,属于鹰派的平沼骐一郎上台组阁,法西斯主义抬头。平沼在西园寺内阁中曾任次官,嗣任法相及枢密院副院长,他是位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组阁后势必强化海陆军极端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上任后虽然口头上说日本对华政策并不因内阁改组而动摇…事变进入一新阶段,应在新内阁之下,图新的庶政之设施,以期民心之一新云云(7),但实质上对汪组织的和平计划,与军方部分有识之士欲藉以脱离战争泥淖的期望,是远不如近卫热心的。

陆相垣征四郎对于平沼处理对华外交的态度不甚放心,因此平沼请他留任时,板垣曾提出七个条件。其中对中国问题的条件是:

要求对中国事变,应依御前会议所决定,坚持确实不动的方针;关于近卫十二月二十二日调整对华国交之声明,尤须全面支持与踏袭。(8)

近卫辞职后也发表声明说:

日本对之华政策,并不因内阁辞职而动摇,盖此项政策之成立,曾经过日皇之批准。至于此次之辞职,则因相信需要在新内阁下,使人心能以观瞻一新。对华事件,现已达一阶段,需要将一切努力,集中于新秩序之产生,吾人对此,必须采取坚决态度。依余之意见,如欲应付新局面,似必须采取新步骤,以振奋人心,此事可由新内阁应付之。(9)

近卫虽辞去首相,仍就任了枢密院议长,同时兼任平沼内阁的无任所大臣,以便继续参与对汪工作的重大决策,直至同年八月三十日平沼下台为止。

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变化并非没有警惕,尤其近卫文麿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声明中,对于重光堂协议两年撤军的承诺,只字不提;而近卫在任内想方设法把他这位国民党元老弄到河内,自己却突然辞职,汪觉得被日本人出卖了,十分气馁。同时,汪精卫原来准备在云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领区建立政权的计画,因为预先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地方将领龙云、张发奎、陈济棠、何健等人并没有如预期的响应,而致全部落空,令他更加失望。汪精卫审时度势,权衡得失,原有接受陈公博、高宗武及陶希圣的建议,就此远赴欧洲脱离事端,徐图再起的打算。不幸由于其它众人反对,以及三月二十一日凌晨,国府特务在河内谋剌汪精卫而误杀曾仲鸣的几响致命枪声,使他从此铁了心肠,一头栽入前往日本占领区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深渊。

河内刺杀行动

曾仲鸣的被特务误刺而死,于汪精卫之决心远走他国,或者是进入日本占领区,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河内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无人出面声明负责,重庆方面始终不置一词,亦不对汪组织的激烈质疑作任何反应。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先由参与刺杀行动的特工人员王鲁翘透露此案内情,继由策划人陈恭澍打破沉默,将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

汪精卫被永远开除党籍,自然非常愤怒,适值此时近卫首相突然辞职,更使他陷入十分彷徨的处境。重庆方面虽然数度作出一些劝阻的努力,包括彭学沛往河内劝汪赴欧、驻英大使郭泰祺安排赴欧、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笔下留情、谷正鼎亲送旅费及出国护照等等,亦终归无效。(10)陈、高、陶三人也向他建议,与其进入沦陷区在日本人的卵翼下组织政府,坐实党中央对他通敌求降,直欲撼动国本的指责,不如就此远赴欧洲,脱离是非。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再与日本人接触,他在《八年来的回忆》中写道: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人带去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香港以后,心想我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谅解。(11)

高宗武在《深入虎穴》中写道:

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画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人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12)

对于汪精卫到底是应该转赴欧洲,或是进入日本占领区,陶希圣有这样的回忆:

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人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13)

不幸就在此时,发生了刺客潜入住宅企图行刺汪氏而误杀曾仲鸣的事件。汪精卫夫妇抵达河内之初,先住在朱培德夫人寓所中,其它诸人则住都城饭店,后来又迁到丹岛避暑旅馆居住。入住不久后,发现有些出入旅馆及活动于周围的人物,行迹可疑,乃决定再搬回市区,在高朗街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住进这里的人有﹕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汪氏女婿女儿何文杰汪文惺、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其它家人朱媺(党国元老朱执信之女)及随从等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晚,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夫妇换房而居。

二十一日凌晨,三名刺客潜入这幢洋房,登楼时开枪击伤秘书陈国琦(陈昌祖的侄子),曾仲鸣夫妇和朱媺听到枪声出房察看,立即遭到刺客枪击,曾仲鸣背部中弹。方君璧和朱媺把他拖进屋内把门锁牢,刺客们赶到门前撞门,并用斧头把房门砍碎一块木板,伸入自动步枪猛烈扫射。此时,曾仲鸣已受伤倒在床上,方君璧坐在床边为他止血,刺客们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朱媺把门锁好之后,蹲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幸而未受伤害。刺客们射完子弹,确信汪精卫已经死亡,便拾级而下,到达一楼时见厅内有人,便朝他开枪,那人(厨师)应声倒地。刺客们离开公寓越墙而走,消失在黑夜里。事件前后仅几分钟。

刺客离去后,众人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满布鲜血的床上,身受重伤。熟谙法语的朱媺立刻打电话报警。十到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出事地点,过后,又有三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四名受伤者送到医院。

曾仲鸣负伤严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医生马上为他动手术,何文杰和其它一些人为他输了血,陈璧君一直陪伴在曾仲鸣身旁,汪精卫不顾警察的反对,来到医院看望曾仲鸣。当天下午曾仲鸣不治身亡,弥留时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甚么不放心的。方君璧身中四弹重伤,引发胸膜炎及高烧,在医院治疗养伤三个月之久。陈国琦右腿轻伤,当天离开医院。第四名伤者厨师阿就,左胸中弹,在医院住了两星期。

据警方指出,三名或四名刺客乘坐两辆三轮摩托车来到现场,把车停在街心,司机留在车上。刺杀完毕后,他们中的两个人返回等候的车时,被警察抓住。第三个人藏在与洋楼毗连的空地草丛里,伺机离开现场潜返重庆。一年后,这名刺客被南京汪伪政府的情报机构在上海捕获,他承认自己参与河内的谋杀行动(14)

对于这件刺杀案,高宗武有不同的看法:

我相信汪判断暗杀是蒋介石所为是错误的。再者,被杀死的是汪的秘书,这对蒋介石并不重要,却对日本非常重要。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背后凶手是蒋介石,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15)

曾仲鸣被刺汪反应强烈

曾仲鸣被刺,汪组织反弹极为强烈。曾仲鸣之妻方君璧,及汪兆铭、陈璧君夫妇以友人身份,联名在香港南华日报从三月二十二日起连登讣闻七天﹕

曾仲鸣先生于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三时在河内寓所为凶徒狙击,下午四时半伤重逝世。曾先生努力国事二十余年,兹卒以身殉国哀此讣闻。(16)

二十三日,南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全文如下﹕

 三月二十日早二时,暴徒数人闯入汪先生河内住宅,开枪轰击,受伤者数人。追随汪先生多年之曾仲鸣先生因伤逝世。旋凶手三人被捕,据称系二月底三月初相继由重庆来河内。吾人闻讯之下,悲愤异常。兹勉抑感情,略述所怀,以质于国人,并质问重庆政府。

汪先生自民国廿年以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中国乃得于六年之中,略有国防军事准备之余裕。此种精神,此种努力,乃所以为中华民国,乃所以为国民政府,亦所以为国民政府中心之蒋介石先生。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汪先生此种精神,此种努力,无一不为国民政府,亦无一不为蒋先生,且无一不与蒋先生和衷共济。

夫中华民国为求生存独立,不得不战。战争归于挫折,则战争终于和议。故为政者在此时期不可不支持战争,亦不可不准备和议。从表面言之,战与和固不兼容,而里面言之,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

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抑更有进者,在表面上,重庆方面近来先有路透社发表之官方谈话,继又有外交部长之谈话,皆祈祷国际周旋,皆期望东亚和平,举凡和平会议,乃至于中日谈判,皆倡言无复顾忌,在事实上,国民政府以及蒋先生亦皆有各种之努力,为国家体统计,吾人兹不欲明言。

吾人今日欲质问重庆之执政。纵令认定汪先生与现政府为国民党之两派,两派之政见不同,可决于民意。两派之方略不同,可决于枢府。何必诉之于暴力,以摧毁此无机心无防备之在野领袖?汪先生出国以后,只发表其素日一贯之主张,且发表艳电以后,更无相继而起之言行。乃重庆先以过当之处分,又继之以此种毒辣之暴力。此等事件,决不能诿为共产党所为。吾人深愿重庆答辩于国民之前,更望国人判断重庆之用心与手段为何物。

吾人志愿中华民国进于民主政治。此为汪先生之素志,亦为重庆两年来所自诩。吾人欲质问重庆自诩民主之执政,民主政治是否须借助于暗杀仇杀始可成功?今日之事,主和为有识者普遍之心理,无非劫持于有组织之统制而不敢言。即令此项暴力成功,只能摧毁汪先生而不能普遍摧毁一般有识之人士。若暴力果能钳制一般有识人士,使皆不能为国家民族设想,使皆不能为国家民族建言,则国家民族等于沦亡,更谈不到民主政治。

吾人为民族国家,为民主政治,决不怵于暴力而灰心。吾人为民族国家,为民主政治,亦决不动于暴力而变更一贯之立场与确定之主张与意见。吾人唯向重庆提出如上之质问。(17)

香港南华日报系汪组织的外围宣传报纸,社长林柏生为国府立法委员,它发表激烈言论,自然不足为怪。艳电举一个例说老实话等文章,都由该报发表。后来因为附汪色彩太重,为国府免职。两个月前(一月十七日),林柏生在香港德辅道步行至连卡佛百货公司门前,被两名工人模样的大汉以铁锤猛击头部,重伤几乎送命。

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写了一篇举一个例,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除对国府谋刺事件表示愤怒外,他解释与日谈和并非他个人的主张,而是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举的例子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会议记录,讨论及决议以陶德曼大使带来的日本和平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他质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己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欲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18)

从抵达河内到曾仲鸣被杀之前的三个多月间,汪精卫除了发表两次声明(艳电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之外,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缄默。在这段时间内他到底在做什么?周、梅、陈、陶等人早已去了香港。二月四日,汪精卫写信托高宗武去东京见近卫,二十一日,高宗武携带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到了长崎,转东京,拜访平沼首相和有田外相。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他在筹谋今后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但在掌握日本方面确实实行约定事项之前,不得不放低姿态以避免刺激英、美、法三国。此外,既无武力又无财力的汪精卫,在向日本请求每个月贷款三百万港币的活动经费。同时,他也在观察重庆政府及中国各方面的动静。重庆方面,除了开除党籍及撤除职务之外,对汪的态度及舆论声调实际上也不如想象的那么激烈。双方这种近乎隐忍的态度引起了外界所谓蒋汪唱双簧的猜测,一些人甚至抱着和平可能实现的期望。然而,河内的枪响终于向世人证明蒋、汪二人的彻底决裂,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19)

北光丸上的剖白

日本方面于得悉河内的刺杀行动后,为了汪精卫的安全,五相会议决定立即派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海军省少将须贺彦次郎、众议院议员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等人赴上海。四月十六日,他们船行抵达河内,次日见到汪精卫劝他搭乘原船,五千三百吨的北光丸(高宗武的记忆是“北满丸”)货轮离开河内。汪精卫答应随行,但坚持乘坐自己租来的一艘七百六十吨,名叫福肯哈芬号的法籍小船。四月二十日,影佐、犬养,及汪精卫夫妇一行人分别搭上大小两船,一先一后向北航行,约定在外海会合后再换乘大船。当时海上气候恶劣,两船互失踪影,联络困难,直至二十八日他们才在巴亚斯湾东北海面登上北光丸

汪精卫在船上曾经跟影佐有过极深切的谈话,他表示,他的出走完全是为了带来和平,只要能够导致和平,政权落入谁手都无所谓。和平运动的目的是要使重庆政府同意谈判停止战争,因此,和平实现之后,他将毫不踌躇地退隐下野。他说:

我要请日本人谅解的是,就中国人来说,和平论既是爱国精神的流露,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征。以这两种主张为信念的人,都是爱国家和希望民族繁荣的。和平、抗日两种理论的分歧点实源自对于东亚中日关系的根本认识,和对日本对华政策认识之不同。希望日本人能够了解:对于抗日论者,日本只欲以武力来真正改变他们的这种认识是不可能的,而唯有以日本对中国的施策,亦即事实来改变他们的想法,才是达到目的的最好方法。

他又说:

在战争状态的现况,抗战论一般人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反此,和平论与卖国论是一体之两面,故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唯有日本以事实来证明其施策为正确而公正始能发出光彩。故在和平运动的过程中,必定遭遇到严厉的批评,譬如卖国贼、汉奸等等。但我决心甘受此种抨击,我将把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往我所相信的和平而迈进。(20)

五月二日,北光号在台湾靠岸,四日再航,六日抵上海虹口码头。因汪精卫抵沪的消息走漏,一群新闻记者在码头等候,汪氏夫妇不得不在船上过夜,第二天才混过记者,登岸前往日本租界体育会路由日军严密保护的住处。

八月二十三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政府措手不及,于二十五日向德国提出抗议。平沼麒一郎内阁因而于八月三十日倒台,继由阿部信行组阁,兼任外相。阿部首相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内涵更欠了解,新阁的陆军中央对促成和谈的己方人员亦不甚尊重,等而下之,连平沼的保证也只字不提,遑论什么近卫声明、重光堂的承诺,以至造成日后苛刻条件层出不穷,所谓和平谈判,已变质至不堪闻问了。

 

【注释】 

(1)     《南華日報》,香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2)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叢書1981)頁139-140

(3)      彭澤周《汪精衛與近衛首相》(傳記文學五十八卷四期1991)。

(4)      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回憶錄》(台灣新生報1991)頁36

(5)      彭澤周《汪精衛與近衛首相》。

(6)    高宗武《深入虎穴》第7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高宗武1944年手稿)。

(7)     《大公報》,香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五日。

(8)      同上。

(9)      同上。

(10)    《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蔣總統對汪兆銘不忍棄之不顧,乃派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前往河內,面交中國護照,勸汪暫事外遊之後,回來再為國家服務。”

(11)     八年來的回憶,陳公博《苦笑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

(12)  高宗武《深入虎穴》第4章。

(13)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頁168

(14)      陳昌祖《參與汪偽和平運動”始末》,薛紀國譯(傳記文學六十六卷二期1995)。

(15)  高宗武《深入虎穴》第2章。

(16)    《南華日報》,香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廿二至日廿八日。

(17)     同上,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廿三日。

(18)    《南華日報》,香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一日。

(19)     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第三課汪精衛路線的進展和抗日勢力的現況,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2-9

(20)     影佐禎昭我走過來的路,陳鵬仁譯註《汪精衛降日秘檔》頁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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