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五)

 

近卫第三次声明与艳电”

 

汪精卫率众抵河内

汪系人马于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会合。1938年十二月五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当天日记写道:岂飞机离地之剎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十日,陶希圣从成都到昆明,与汪夫妇及陈、周诸人会合。

十八日,汪氏夫妇等一行人飞抵昆明。由龙云迎接至其公馆下榻,并电告蒋委员长。汪亦发电报告: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同时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访客,当晚只与龙云密谈。二十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龙云在汪等离开昆明后,立即电告蒋委员长: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两次电详呈。(1)

汪氏夫妇先住朱培德夫人寓所,其它人住市区都城饭店。二十一日,汪由河内电告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弟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事前以种种困难,未及征兄同意,故对弟之行止,绝不必加以考虑。对出走原因算是做了交代。不久后搬去避暑胜地丹岛一家饭店居住。汪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倒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

汪氏夫妇原定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先到成都,于十日转昆明。七日,蒋委员长从桂林来到重庆,汪精卫不得不改期,乃急电香港高宗武变更预定的行程。日本方面,近卫原定十日由东京赴大阪,十一日在大阪公会堂以演讲的方式发表声明,得汪改期讯息后,不得不临时托病取消大阪之行。近卫一度延至十四日发表声明,最后决定中止发表。蒋之突然来渝,日本方面颇担忧是否工作暴露,也曾怀疑汪精卫的诚意。直到二十一日才收到今井武夫报告汪已安抵河内的电报。

近卫第三次声明

十二月二十二日夜,近卫以首相谈话的方式,就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发表第三次声明,标榜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希图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其原文中译如下: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议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议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始终只求通过日华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东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利益。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2)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蒋委员长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达万言的演讲,严正驳斥近卫声明,揭穿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侵略并吞的手段与心事已表露无遗,并指出日本之真正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这篇讲词为中国国民党抗战国策的最高准绳。日本侵华军事至此更陷入胶着状态,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不因日本的种种动作而有丝毫动摇或妥协的迹象。

艳电”

汪精卫遍查近卫声明内容,找不到任何有关撤兵的文字。这么重要的承诺竟然没有见诸文字,他的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事已至此,争执无益,只好依约响应。汪在卧榻上起草声明,呼吁重庆打开和议之门,另外自行加上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的文字,算是对国内交代及提醒近卫勿忘此条。声明稿写好后,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见顾孟余。三人于二十九日乘飞机抵港后,立即往见顾孟余(未就任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长居香港)。

顾阅声明稿后坚决反对,痛斥为何不予阻止,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汪〕覆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陈公博回九龙约道住处告诉周佛海,周听了大怒,竟暴跳如雷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林柏生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二十九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命令,决定如期发表见报。”(3)

十二月三十日,林柏生、梅思平仍照汪的意思,将原文(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九日)联名签署,分交香港各报,三十一日见报,题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声明”,此即艳电,原文如下:

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议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的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得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议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议,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拋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辱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和平之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汪兆铭,艳(4)

艳电”发表后,引起国内人民及海外侨胞交相挞伐,终于导致汪精卫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及撤消一切职务。蒋委员长的震惊与愤怒,可想而知。他在日记中有下面几段痛心的记载:

当此党国空前未有之危局,彼竟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拂袖而行,置党国于不顾,此岂吾革命党员应有之行动乎?不胜痛惜之至!惟仍望其能自觉回头耳。(十二月二十日)

不料精卫之胡涂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也。(十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谊,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威,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投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不复与之合作,尚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之安耳!(十二月二十四日)(5)

蒋对汪的旧仇新恨,至此一并爆发,从此正式决裂,分道扬镳。

 

【注释】

(1)    两电均引自蔡德金《汪精卫叛逃与龙云》(传记文学五十三卷一期1988)。

(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页95-96

(3)   陈春圃《内戚说汪伪集团内幕》(传记文学六十二卷五、六期1993

(4)  《南华日报》,香港,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5)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219-220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