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四)

 

近卫第二次声明与重光堂协议”

 

近卫内阁改组

1938年四月,我军于台儿庄大溃日军垣、矶谷两个师团,日军伤亡惨重,震动日本朝野。近卫文麿不得不改组内阁,起用少壮军人以替换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五月底,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垣征四郎出任陆相。近卫又设立五相会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宇垣设法消除近卫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所留下的障碍,藉以恢复与国府交涉和平方案;垣则积极调兵作攻徐州取武汉的部署,同时向重庆国府增加军事压力,已如前述。

四月下旬,日本动用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日本天皇之表弟)、第十一军(冈村宁次)共十六个师团、一个航空师团,由派遣军司令官俊六指挥,大举进犯徐州。六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武汉动摇。八月,国府迁都重庆。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二十五日,武汉失守,战事局势极度危急。

十月二十四日,由香港回来的梅思平在重庆等候与周佛海会面。次日,向汪精卫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二十六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三十日,讨论至深夜,决定派梅思平会同留在香港的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进一步的连系。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时始返寓。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1)

梅思平于十一月二日返回香港。三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府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的说法。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

今凭陛下之声威,帝国的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之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仍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以期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亦期待中国国民真正理解我国的诚意,与帝国进行合作。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

帝国深信,各国对于帝国的意图会有正确的认识,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于各盟国的深情厚谊表示满意。

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个建设,是赋与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职责。帝国要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求充实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此项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方针和决心。(2)

这篇声明向重庆呼吁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的政策,希望中国分担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而其更换人事组织”的先决条件,更明显的在要求蒋委员长下野,另以新的中国领袖出来收拾局面,配合日本控制中国的企图。这个新的领袖”,在这里呼之欲出了。汪精卫因武汉之失守而对抗战完全失去信心,这篇声明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幻想。同时,由于主和分子在政府中已遭受排挤,他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公开暗示自己出马,不可错过这个促成两国停战谈和的机会。

十一月十三日,蒋委员长在国民党纪念周再次强调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说:

中国抗战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已退到山区,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对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足畏惧。

日华协议记录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十一月十二、十三日抵达上海。周隆庠已先行到达,担任译员。十四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这所房子在淞沪战争时被毁,后来重新修好,当作高、梅、今井、影佐会谈场所,后来土肥原用作宿舍,取名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参谋本部中国班长),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跟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但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正因为这是与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在不受任何以往谈判的经过的约束下,与梅思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基于爱国至诚,不仅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的严肃认真态度产生敬意和信任。这对推动以后的运动带来良好的效果。

不过,今井武夫发觉高宗武在会议中始终抱着批判的态度,也可说是虚无主义的,有时很轻易地就同意了日本方面的主张,这倒使我怀疑他的诚意。”(3)

十五日,今井带了协议草案回到东京,参加正在举行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即所谓省部会议”),向垣陆相和多田参谋长汇报会谈情况。经过长达三小时的质询与讨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以这个协议作为推进日中和平运动的基础,并指派影佐祯昭(已于六月调任陆军省军务课长)及今井武夫分别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代表,负责完成谈判。

文字方塊: (左起)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于上海“重光堂”(1938)。
十八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犬养自告奋勇愿为中日和平奔走,以完成乃父犬养毅的遗志。二十日起继续谈判,下午七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这三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为:

一、 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地区。

二、 承认满洲国。

三、 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

四、 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

五、 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但不要求军费赔偿。

六、 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这三份协议文件,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方面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此外,日方还提出了一份日本官方声明草稿(预定由近卫发表)供中方参考。(4)

重光堂协议出炉之时,宇垣外相已经挂冠辞职了。犬养健回忆:原来宇垣于1938年六月就任之初,就设法另辟途径,希望直接与国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谈判和平条件。孔得悉这个消息后,密派机要秘书乔辅三为代表,赴香港跟宇垣的代表中村丰一谈判,他们于六月二十三日第一次会面。中村传达的宇垣条件,仍然以蒋委员长必须下台为大前题;其它尚包括承认满洲国、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共同防共、赔偿军费等等。七月八日,日本五相会议又决定蒋下野为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和的先决条件。谈判进行到八月底,由于许多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日本有意以军舰护送孔祥熙到长崎去跟宇垣直接谈判,终于因为双方在蒋委员长下野问题上寸步不让,而无法继续。九月一日,谈判中止。宇垣在内阁中原本就人缘不佳,他以前担任内阁参议时,极力创议设置对支院”(后来改称兴亚院”)以统理外交政策,当上外相后却又极力反对,主张外交一元化。他因经常批评近卫首相而引起海相米内、藏相池田等阁僚不满,这个失败的香港谈判更让他颜面尽失,终于被迫辞职。宇垣六月就任外相,至九月三十日去职,只干了三个月。(5)

重光堂的出走计画

梅思平、高宗武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四人在上海除了签署日华协议记录之外,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画和日程。按照日方渡边计画”(日方给高宗武的代号)的设计,他们的行动日程是这样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高宗武、梅思平二人离开上海。

十一月二十四日,高、梅二人到达香港。

十一月二十六日,梅思平经河内到达昆明。

十一月二十九日,梅思平到达重庆。

十二月三日前后,日本方面分别对留在上海及香港的周隆庠及高宗武给予许诺与否的答复;中国方面分别对在上海及香港的伊藤芳男及西义显给予可否的答复。

十二月五日以前,汪精卫离开重庆到昆明。日本政府于收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后,即发表和平条件,汪精卫随即飞河内转香港。到达香港后,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发表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采取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

按照这个计划,汪精卫一到达河内,立即发表声明,并向全国军民及海外华侨广播,号召对日和平。军事方面,由龙云与川军将领联系通电拥护和平新政权。日军则乘势举行大规模攻势牵制国军,以利龙云等将领占领云南、四川、广西、广东诸省,成为汪政权的地盘,成立中央政府”。

重光堂会议结束后,双方分头按计画付诸行动。日本方面,今井和影佐两人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带了日华协议等文件返回东京,将协议结果向陆相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及相关部、课作汇报。次日,垣亲自带了今井、影佐向五省会议报告。五省通过日华协议记录”,决定以之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声明的蓝本。今井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到上海,与伊藤静待中国方面的答复。

汪精卫原是赞成焦土抗战的。可是他对于国军误解焦土抗战的意义而误用焦土抗战的御敌方式,很不赞成。1938年六月,徐州陷敌,日军西进,大有立取郑州直逼武汉之势,国军乃采用炸毁黄河大桥及决堤的阻敌战法。六月初,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第一兵团属下的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于炸毁黄河铁路桥后,派新八师执行河南省花园口炸堤任务。六月八日动工开掘黄河南堤,九日炸裂缺口,河水汹涌奔腾,泛滥至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四十四个县市,受灾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四千多个村庄处于洪水泛滥之中,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洪水所到之处,耕作荡然无存。十一月,日军接近岳州,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策划火烧长沙城以阻碍日军,由士兵组成纵火小队,准备放火烧城。十二日晚因讯号失误,纵火过早,日军尚未南侵而全市已烧剩一片瓦砾,百姓伤亡惨重。(6)汪精卫对于这种焦土抗战的打法,极表示痛心。十一月二十三日,他说:

于对焦土政策的误解,致使长沙遭受到人为的大火灾,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抗战唯恃人心,若能唤起民心,就能得到一切物资,供抗战之用。反之,如得不到民心,纵有物资也不能随意使用。

繁华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坏,拱手让给敌人,只要民心尚在我方,在沦陷之后仍可以利用一切物资去破坏敌人,使之有助于我们收复失地。

如果,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的物资去抗战呢?(7)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密带协议文件和日本声明草稿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细读文件之后,在上清寺私邸召集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详细研究协议和近卫声明草稿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汪氏心情反复,迟疑不决。

周佛海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写道:

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

二十七日周又写道: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考虑再四,心力交瘁矣。(8)

陶希圣回忆道:

高宗武与梅思平一度由港秘密赴上海。他们与影佐祯昭(所谓梅机关)谈商的结果,得到四个条款。日方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这四个条款由梅思平带到重庆。

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议。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汪在会议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9)

所谓四个条款”应系指重光堂协议”的四份文件。若是指条款,则应该不止四个,但大致可归纳为:承认满洲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撤兵(迅速撤兵及不要求军费赔款),及尊重主权(废除治外法权及退还租界)。

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坚决主张就走。与会众人连日讨论,认为协议内容之尊重中国主权、撤消日本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可以接受。尤其是近卫的宣言稿,虽然日方事先声明系供参考之用,然其内容在确认协议之上述五个重点上,表现诚意。但是,对于未经签字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六条,则有所保留。最后决定在对日方的答复中,提出以下四点:

一、 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 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

三、 汪精卫预定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十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的必要,希望日本于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声明。

四、 汪将于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10)

汪精卫深知此一行动果真付诸实施,其对国家和对自己所产生冲击之巨大,因此反复思考,踌躇再三而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在陈璧君力催之下,决定按照计画派梅思平回香港(汪设宴为梅思平饯行,梅告辞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11)。梅思平于十一月三十日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通知西义显。日本方面收到汪的答复后,也立即通知周隆庠和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同一天(1938年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包含日华协议记录要点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它的内容是:

一、  基于共同互惠,日满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二、  为国防上及经济上(特别是开发和利用资源)的需要,华北及蒙疆为中日加强合作地带,蒙疆地方尤为防共军事及政治上的特殊地区;

三、  扬子江下游地域为中日经济上加强结合地带;

四、  日本在华南沿岸的特定岛屿有特殊的地位。

根据这四大原则,又制定了五个具体事项:

一、  新中国的政治形态采分治合作主义;

二、  修复日满支三国新国交;

三、  蒙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为特别行政区域;

四、  中日缔结防共军事同盟;

五、 除防共要地以外,日本军队应就全盘局势,尽早撤收;但为保障华北及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仍由日军驻屯上述各地。中日两国共同维持扬子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沿岸特定岛屿的治安。(12)

这个方针比日华协议记录增加了许多项目(尤其是扩大驻军范围及划分特别行政区域),也删除了一些重要的项目(如撤兵期限、战费赔偿等),汪精卫等人当时都被蒙在鼓里。后来在上海谈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就是根据这个方针而来的。

【注释】

(1)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178

(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页82-85

(3)     同上。

(4)    日华协议记录,《今井武夫回忆录》附录,页85-87

(5)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页155-156

(6)     余文《抗战时黄河花园口堤掘始末》(美洲世界日报1998)及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1994)页218

(7)  《中央日报》,重庆,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8)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页194-195

(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94-195

(10)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頁295

(11)  羅君強《細說汪偽》(傳記文學六十二卷一、二期1993

(12)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頁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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