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三)

 

董道宁、高宗武密访东京

 

董道宁东瀛探路

1938年一月十四日,即近卫发表声明之前两天,国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从武汉到了上海。他在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当时中日尚未宣战,外交官尚非不能见面),向他打听日本政府于攻下南京后所提出的苛刻条件,到底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他还会见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探听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

南满铁道简称满铁原是中国东北的铁路,于1931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强占,总部设在大连,拥有丰沛的资源与人力,是日本在中国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之一。满铁除了经营铁路交通之外,还负有在中国搜集情报的任务,西义显就是一名情报人员。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战事日渐扩大,八月上海又发生大山事件,局势非常严重。此时高宗武、董道宁二人在浙江银行家、留日同学吴震修家中见到西义显,高告诉西义,他已经向蒋介石及汪精卫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希望他去大连,要求满铁总裁、近卫文麿的挚友松冈洋右策动近卫首相运用政治力量,挽救东亚的危机。松冈果然不副众望,立即拨了一大笔钱给西义显,让他摆脱满铁的一切琐事,专心致力于和平运动。(1)

同盟社这个日本官办新闻通讯社,实际上是日本派出国外的情报机构,也是近卫首相的政治谋略智囊团。松本重治,东京帝大出身,曾留学欧美,是近卫智囊团的一名要角,对近卫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时有称近卫内阁为同盟社内阁的说法。因此松本重治很自然地成为中方探求和平的对象。

董道宁从小在日本长大,完全受日本教育,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日文造诣极深。据说他的日文日语比日本人还要日本,日本人称他为日华人。他进外交部先在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担任参事,后来调部升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负责研究及处理对日本的外交事务。

与董道宁在上海见面的这几个日本人,认为以他的中国政府官员身份,娴熟的日语能力和对日本的了解,实有促请他去东京一趟,与高阶层见面以增进了解的价值,于是在得到董道宁的首肯之后,积极布署东京之行。西义显先回日本预作安排,与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取得连系。二月十五日,董道宁由西义显的助手,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陪同抵达东京,经由影佐祯昭的引荐,见到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前华北驻屯军司令)、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前关东军参谋长)、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等人。

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属于参谋本部的不扩大派,主张缓进谈判以解决中国事变的少壮军人,他们都跟董道宁有过深切的谈话,表示虽然近卫首相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势将继续延长战争,但是应如何修改或扬弃这个声明,代之以谈判来达成和平解决事变,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影佐对于董道宁单枪匹马来到日本的热情深为感动,他对董说:今日追究中日事变的责任,等于算着死去之儿子的年龄。日本和中国都得反省,我们如果不能完全拋弃过去的坏感情,早日解决中日事变,不幸将永远笼罩中日两国。(2)今井、影佐、多田都一致建议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取而代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

董道宁在东京逗留至三月七日,才与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连回到上海。在大连时,拜访了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董道宁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的日本士官学长何应钦和张群:

中日两民族不幸交战之结果,致有一月十六日帝国政府之声明。东洋之运命不能不说将达到穷途末路。为打开这穷通之道,贵国出一伟大人物王伦〔注:宋代徽钦二帝被掳后第一个出使金朝的宋人〕,以解除我国朝野之误解。现董道宁来日,以身传达贵国之诚意,使我当道大为感动。希望有人继他而起,再进一步试行启我等之蒙,以期贵国之诚意与我国之感动得以交流。(3)

影佐决心突破近卫第一次声明的障碍,以自己的责任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歧见,他认为这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董道宁回香港后把影佐的信交给了高宗武,高宗武后来把它带到武汉亲呈蒋委员长。

董道宁之访日,得到了与日本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初步收获。他之能顺利先到上海又去日本,并且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科长的身份离部两个多月之久,若非奉上级之命,是绝对不可能成行的(但据高宗武三十多年后的回忆,董那时已辞去公职)。(4)至于到底是谁所派?较为可靠的推论应该是周佛海,因为董道宁于三月底随同他的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回到武汉,是向周佛海汇报及呈阅影佐祯昭密函的,而且此后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高宗武接着也奉派去香港进行和谈活动了。

高宗武奉派赴港

1938年二月初,周佛海派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赴香港,为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设置香港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国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命改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香港,在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掩饰下,秘密通过日本驻港人士,试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来往于香港、汉口之间多次。三月又继董道宁之后秘密去了上海,他跟松本重治、西义显、伊滕芳男等人也先后有深入的谈话。高与松本、西义显等人原是旧交,董道宁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从松本处得悉参谋本部可能派影佐祯昭来上海组织和平活动机构。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自幼赴日本就学。1931年自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到南京,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注意,为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应聘中央政治学校为教授。蒋委员长很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二十二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二十三年五月任亚洲司科长,六月升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不久赴日本考察,回程时往满洲国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委员长,后又奉派赴北平协助黄郛(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办理满洲国通车通邮案的谈判。他的学识与能力,深得蒋之重视。二十四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三十岁。高宗武负责研究对日关系和外交交涉等工作,跟日本各方面关系都很不错,蒋委员长也经常召见与他长谈。是年十一月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蒋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任张群为外交部长,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仍为部长对日外交的主要助手。当时对日外交十分敏感,张群只主持对日大计,一般交涉均由高负责办理,并令其将重要交涉案件直接向委员长面报或请示,可见高在蒋、张二人面前的重要性。据说,一次蒋委员长打电话给外交部,张部长亲自接听,对方说:我找高宗武(5)

胡适:外交路线不能断

胡适一直很欣赏高宗武的能力,认为他堪担外交重任,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便力荐蒋委员长予以重用。胡适曾连续两天在日记中记述此事﹕

廿六年七月卅日﹕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琚C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

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之事。

廿六年七月卅一日﹕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6)

这年八月,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秘密会晤,高与川樾也是旧识,廿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在南京进行排日问题谈判时,高、川樾是预备会议中的对手。川樾告诉高日方的条件:一、永定河左岸以东区域设为不设防区;二、取消冀察、冀东政权,行政首脑由亲日人士担任;三、华北五省实施日华经济合作。高宗武认为这些条件应该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不久淞沪战起,谈判无以为继,高宗武的活动不得不暂时停止。

半年后(二十七年二月),高宗武奉派驻在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高的对日活动均经蒋委员长亲自批准,经费也自军事委员会领取。高宗武去香港搜集情报,据说是周佛海向蒋介石推荐,得到首肯的。但是过了几天蒋又叫外交部长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最后在周承担责任之下,高还是去了。蒋委员长对派高去香港一事虽然有所犹豫,但他至少是知情的。(7)

三月十五日,董道宁、西义显、伊藤芳男三人从东京返回上海,会见在上海等他们的高宗武。董道宁向高详细报告了东京之行的经过。两人回到香港稍作停留,即于二十八日飞回武汉。根据周佛海日记(8):四月三日,高宗武向周佛海报告赴沪、港接洽情形。四日,周佛海、陶希圣同访高宗武,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五日,赴宗武处午饭,听其报告本晨晋谒委座情形。高宗武晋谒蒋委员长时,显然周佛海并不在座,但是当晚他偕果夫先生等十人谒委座,谈一小时半

高宗武二十八日到武汉,六天之后才把在香港及上海与日本人接触的报告,以及影佐祯昭写给何应钦、张群的密函呈给周佛海,周阅后转呈汪精卫,汪看后立即送呈蒋委员长。根据高宗武与邦克的谈话(约197172年间),高宗武回汉口后立即把影佐密函亲呈蒋委员长,蒋阅后不发一言,把信退回给高。如果高没有记错,则汪、周、陶看见密函时,蒋早已看过了,由此益见高宗武可以越过汪、周,直达天听。

高、董两人于武汉汇报后不久,于四月十四日飞回香港,继续跟松本重治等人来往。高宗武赴港前夕,周佛海的日记写道:应陈济棠之宴,未终席赴宗武处,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

就在这时,四月六日,我军台儿庄大捷,日军损失板板垣、矶谷两个师团,伤亡二万余人,我军士气大振。日本少壮军人,派遣军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几乎精神失常,准备引咎切腹以谢国人。松本重治乘机游说板垣进东京,支持近卫文麿,强化内阁以应付当前战局意外的扩张导致政局陷入低迷状态的情势。近卫于五月二十六日改组内阁,任宇垣一成为外相,板垣征四郎为陆相。又设定五相会议,制定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排除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张派以抑制新中央政府急进论于战争方略之内。板垣和宇垣就任后,一面积极布署进攻徐州及发动武汉会战,一面试图突破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束缚,恢复与国民政府交涉谈判。

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回武汉,周佛海日记:宗武自港来,一时半偕宗武到部〔宣传部,周佛海为代部长〕,谈中日关系前途二小时。三时半送宗武至布兄〔陈布雷〕处。六月五日晚,武兄来,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周佛海对高之离去似颇伤感,是高之任务必将艰辛乎?还是预感高此去恐难再回?这是高宗武最后一次离开抗战阵营的中央。

 六月中,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松本重治认为情势紧急,力促高宗武速去东京跟新内阁见面,直接对话。此时,周佛海从汉口密电香港,告诉高宗武蒋委员长的意见:东北和内蒙的问题可留在以后再说,但日本必须将军队撤出长城以外,使华北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日本同意,可先行停战,再商谈细节。高宗武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松本重治。松本和东京联系,回复说日本可考虑撤兵。因此,周佛海和松本都分别主张高宗武赶快去一趟东京。(9)

六月十四日,高宗武在香港和西义显详谈一个形成所谓第三势力的构想,签订了一份觉书备忘录),其大要为:(一)为中介日华两国间内部事情,计划结合第三势力;(二)第三势力对于日华两交战势力保持公正之立场;(三)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希望日本方面确实推动上述条件之实现;(四)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10)

高宗武密访东京

高宗武于六月二十三日由伊滕芳男陪同,秘密离开香港往上海,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船,七月五日抵达横滨,码头警卫森严,他随即与参谋本部第八课(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同乘汽车前往东京,住入筑地一间隐秘的旅馆花蝶饭店,高宗武发现旅馆四周布满宪兵,一度怀疑他已被日本军方强硬分子监禁。(11)

高宗武离港的第二天,梅思平自香港飞回汉口,带来高宗武赴日本的消息。六月二十五日,周佛海日记写道: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六时希圣来,偕同过江,至蒋先生公馆晚饭,并聚谈。看来高宗武去日本的事,在汉口已经不是秘密。他们去蒋委员长公馆晚饭聚谈,蒋似乎并无不悦,否则日记不应记得如此平淡简短。七月一日,梅思平返港。

高宗武、西义、伊滕三人抵达东京后,由松本重治引介给以风见章(内阁书记官长)为首的几位自由派人物,包括西园寺公一(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犬养健(参议院议员,被少壮军人刺死的首相犬养毅之子)等人。他们都是反对扩大战争的人物,犬养家族一直对中国革命分子有极热诚的照顾。

在日本逗留的三星期中,经过影佐和犬养健的联系,高宗武会见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大将、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等人(外相宇垣未见,因为那时他的代表正与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与影佐及高宗武的活动居于竞争地位;高则怀疑是影佐故意阻挡他们会面)。高宗武说明:他东来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出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些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部和平势力将可起而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宗武说他目前正在努力结合这种势力,要求日本发表声明,向世人公约,以促进和平。(12)

西园寺公一的秘书原田熊雄在文书中记载:高曾要求近卫给蒋介石写一封密函,表示如果蒋下野,日本政府愿意合作,但近卫认为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分给敌国领袖写信不妥,乃叫陆军大臣板垣写这封信云云。高后来否认曾经要求近卫写信给蒋,只记得板垣写了一封信给汪,至于信的内容及其下落,则记不清了。(13)以常理判断,高不可能甘冒大不讳,要求日本人写信给蒋要他下野的,这不但不合中国官场伦理,以高与蒋的密切关系,他绝不可能出这种主意的。

影佐祯昭在《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文中回忆道:

昭和十三年(1938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他们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14)

(按:董道宁、高宗武是先后到东京的;他们抵达东京的日期分别是1938年二月十五日及七月五日。)

到底谁先提出希望汪精卫出马收拾局面?至今仍是一个谜。早在董道宁访日的时候,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就表示过陆军方面希望蒋下野,汪出面以结束战争的意思。据犬养健回忆,高宗武在东京时跟他说过,他曾经多次与参谋本部的人讨论能否取消近卫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今井说: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本来参谋本部那样反对,仍然发表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怎么样?影佐也讲了同样的看法。(15)今井回忆说:由于已有近卫声明摆在前面,作为善后之计,希望暂时以其它要人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依靠汪兆铭出马收拾局面。高宗武了解上述情况之后,发现自己随着日华和平的推进而陷入困境,为此大为恼火。(16)

影佐在《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中又说请汪出马是高宗武主动提出的,其说法已见上文;他战后在战犯法庭受审时供称:高提议扶汪出马,日本政府对他的策划并无特别异议云云,显有脱罪之嫌。原田熊雄的文书中记载着高宗武的说话:如果日本政府承诺支持及帮助汪精卫,蒋介石将下野。可能是日方片面武断的看法,如此斩钉截铁的宣告,似乎不符高的身分。

高宗武自己呢?他去日本的目的原为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结果却替汪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作了严肃的联系──形成一个结束事变的中日共同计画。在与日本人的谈话之中,高得到日本的政策并未落实,可能随时停止谈判的印象。可是在以后越来越多关于放弃近卫声明,扶汪代蒋的谈话中,高似乎己被视为捧汪出马的代言人。高发觉他上了日本人的当,有被日本军方利用强迫合作的危险,他曾经作出必要时退出的打算。(17)

不管高宗武怎么想,他的东京之行对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日本内阁根据他的情报制定了基本的对华政策方针。七月十二日,内阁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又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明确决定用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侵略,并将诱降的对象从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的身上。(18)

委员长大发雷霆

七月十九日,周佛海在日记上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高宗武大约是七月十九日之前回到香港的(另一说他七月二十一日离开东京似有误,因他的报告已于二十二日送到汉口)。二十二日,周佛海又写道: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高宗武在报告上附了一封给蒋委员长的信:

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19)

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精卫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20)高宗武报告中的个人观感三项到底为何,虽尚无资料可考,然据判断至少应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一项。至于日方要求承认伪满、蒋委员长下野…等等谈判先决条件,似亦应见诸报告之中,否则周佛海不会说令人失望。高在信末还说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可见高自知赴东京是擅自决定的行为,可能不获委员长见谅。果然,蒋得悉高私访东京,非常生气,责问是谁让他去东京的。(21)高宗武逾越了蒋委员长授予前往香港、上海活动的范围,私自跑去东京,到底是谁的主意?如果高是蒋委员长所派,那蒋为何又要大发雷霆呢?这个答案祇有高宗武自己知道。

高的想法和立场是非常微妙的。邦克在书中透露:高宗武曾经透过陈布雷向蒋委员长报告他准备去日本的计画,蒋照例不置可否;其它政府人士则或多或少知道他要去日本之事,这些人不可能不包括汪精卫及周佛海。但是高说:他去日本完全出自本意,为的是要直接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以继续他五年来的工作。汪精卫曾经垂询及鼓励高的工作,并表示如果蒋同意的话,他愿意出面与日本谈和。但是高无意作为汪的代理人,他认为汪既无军事力量,其领袖地位尚须依靠蒋的支持。事实上以高个人对蒋的忠心,以及蒋对他的器重与信任,高从不认为试探和平是背叛蒋的行为。同样地,蒋也相当肯定高的勇气与忠诚,如果他怀疑某人,绝不会作出这样的表示。高给人的印象好象既不代表蒋,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却都愿意跟他谈,私下认为他与蒋汪两位中国领袖都有极好的关系。[22]高获悉蒋委员长的愤怒态度后,深受刺激,因失望而吐血,导致旧病复发,即留在香港养病,不再回国,也不敢回国。他一辈子再也没能见到信任他、器重他的蒋介石。

七月二十五日,周佛海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二十六日,委员长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当天下午,周佛海又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返港,转达一切。周佛海除了面命周隆庠转达高宗武有关蒋委员长的态度之外,可能还包括将派梅思平接替,以及交代他在香港继续以私人身分与日本人联系的讯息。

日军从四月下旬起,集结三十万大军进犯徐州。六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八月,国民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周佛海于八月十七日赴渝,九月二十七日回武汉,十月二十四日,武汉陷敌前夕再飞回重庆。

高宗武留在香港养病期间,周佛海改派梅思平赴香港接替高的工作。梅思平那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内政委员,及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专员。他战前曾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后来出任国民政府江宁实验县县长。梅在香港的职位是艺文研究会下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副主任(主任高宗武)。从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四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满洲国两个问题。日方强调撤兵的交换条件是承认满洲国,其前题为蒋委员长必须下野。梅思平在第五次会谈时,详细说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准备和计划。在这期间及以后,周佛海、梅思平之间保持着繁频的书信来往。高宗武虽然名义上跟国内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仍然不停地为和平运动活跃奔走。

【注释】

(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490

(2)     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译注《汪精卫降日秘档》(联经1999)页16

(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491

(4)     高宗武谈话”,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70

(5)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传记文学六十六卷四期1995)。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页576-577

(7)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页1227-1236

(8)     以下日记片段均见《周佛海日记》。

(9)     沈立行《高宗武在汉奸路上的反复》(传记文学六十五卷六期1994)。

(10)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492

(11)  “高宗武谈话”,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81-82

(12)    同上。

(13)     同上,页85

(14)     影佐祯昭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第三册附录(春秋杂志社1965)页206

(15)     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页29-30

(16)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页71-72

(17)     高宗武谈话”,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84-85

(18)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人民出版社1987)页66-67

(19)     王朝柱《汪精卫和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页384

(20)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66

(21)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的话。”,《周佛海日记》页1235

(22)  高宗武谈话”,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8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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