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二)

 

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

 

南京中山路西流湾八号

抗战初期,有一个颇为忠贞主战份子看不顺眼的所谓灰色团体”――“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包括一些学者政要。其实哪里有甚么俱乐部,那不过是一些对抗日前途忧心忡忡的文人,聚集议论之所罢了。这些学者教授认为政府高喊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是唱高调”,逐渐形成一个议论时局的小团体,胡适戏称他们的论调为低调”。史学家唐德刚如是说:

胡适之先生这位白面书生,遇事时常妙语如珠,最善于作概念化创造名词。七七事变”既起,全国各界名人名士麇集首都南京,由于敌人横蛮凶狠,我方亦反应强烈──焦土抗战”、长期抗战”之声,不绝于耳。然斯时亦有少数文人对抗战没有信心而忧心忡忡。其中心人物则为周佛海、高宗武等拥汪主和之边缘政客也。若辈不时齐聚于周、高两家,讨论时事,臭味相投,语调一致,皆以当时甚嚣尘上之抗战言论为不负责任的高调”,以故汪精卫亦发表其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亦即八一三事件之前十天)的煽动言论也。

胡适其时以学界名流,政见接近,亦不时出入高府,因座中人均不以当时唱高调的主战派为然,因戏呼高家为低调俱乐部”。戏语定谳,竟致名传史册。――此即低调俱乐部”一词之由来。(1)

周佛海则直接承认低调俱乐部”这个名字是他和他的朋友们自己取的。他在《回忆与前瞻》里写道:

      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强意识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的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渐渐的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不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2)

细读周佛海的日记,不难发现在他随政府迁往武汉(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前,这些住在他家里”的朋友们包括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其它诸学者政要如胡适、陈布雷、程沧波、熊式辉等则虽非每日必到”,也未必是俱乐部成员,却是经常出入西流湾八号聚谈的公私好友。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七月十六日,蒋委员长在庐山茶话会发表谈话,强调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中国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然而战争既开,则再没有妥协的机会。第二天又提出解决事变的四个最低条件。蒋委员长的这几次谈话,阐明了中国虽然奋起抗战,仍然不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立场。

但是,一些学者教授们却主张政府应先从外交着手,认为在日本坚强的军事压力之下,对日态度似不宜操之过急,以免给予日本军阀扩大战争的口实。七月三十一日,蒋委员长宴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等人,蒋夫人及陈布雷作陪。周佛海就托陶希圣相机向委员长进言,他认为陶以宾客身份较易说话,不如部属发言较受拘束。周佛海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利用其立场,以说服蒋委员长,所以便利用了与自己一样认为不宜扩大事变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大公报的张季鸾等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3)

胡适向蒋委员长建言,趁此尚可一战之时,应试作最大的和平努力,先谋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疆土状况,再谋调整中日关系,以求五十年的和平。他曾说:中国为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4)

制造可战可和舆论的宣传机构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周佛海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二十六年八月起任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主任陈布雷),九月担任大本营第二部(政略)副部长,次年四月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顾孟余未到任,由周代理部务;另一副部长为董显光)。陶希圣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庐山谈话会之后参加大本营的国际宣传工作,二十七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在汉口同办艺文研究会。

艺文研究会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成立于汉口英租界特三区天津街四号,隶属中央宣传部,但对外不公开,以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为宣传重心。七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陶希圣获选为国民参政员。九月,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

一般人总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宣传机构,殊不知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陶希圣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三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对于这个会的组成与活动,有如下的描述:

……这个活动是得到蒋先生的很大的资助的。三月起,我主持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艺文研究会。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会的任务决定于一·一六宣言〔按指近卫第一次声明〕的前两天,一月十四日。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此会有一个时期,指导几十个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及书籍。(5)

关于可战可和”这个观点,陶希圣认为: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日方仍不断进行和平试探,国际间也有几次调停行动,此乃政治作战的一种形式,一般人多以为和与战”不可兼容,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

艺文研究会的全盛时期,在成都、长沙、西安、广州、香港设有分会,尤以香港分会(梅思平主持)的活动力最强。早在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中央宣传部即派特派员(也是中央立法委员)林柏生前往香港设立艺文研究会的分支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及蔚蓝书店,后来又出版国际通讯”(朱朴之主编)、国际丛书(梅思平主编)、国际周报”(樊仲云主编)等刊物。林柏生在香港还创办南华日报,后来成为汪组织的海外喉舌,登载汪组织的动态及宣扬和平运动的言论。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记道:

艺文研究会……之活动实为中央宣传部之别动工作,创办刊物、出版图书、宣扬抗战建国之宗旨,随宜批判中共及其外围份子与团体所谓民族统一阵线”及民主统一阵线”,尤其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口号、理论与策略。

但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竟与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上海之特务机关取得联络。其所得情报,亦循上述途径,报告汪并转报蒋委员长。

南京撤守,汉口天津街艺文研究会,对国际政治及问题之研究报告,有时摘要报告汪精卫。汪时为副总裁,亦或摘报蒋委员长。

及武汉与广州相继撤退,陈璧君往来香港与重庆之间,指使艺文分会,试为汪先生与日方谈判”。于是日方提出汪离开重庆,另组政府之四条件。(6)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初,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掩饰下,与日本驻港人士作和平接触,来往于香港、上海、武汉之间。他后来秘密去了东京。

七七事变一年后,汪精卫开始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公开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二十七年八月八日,他在国民党扩大纪念周上说:

吾人当初者目的,欲求长期抗战,使日本之兵力财力发生破绽,第三国可以乘隙予日本不能再起之致命伤,然抗日已经过一周年,日本之实力不能予吾人预想之程度消耗,英、美、法等国亦转变现实外交之方针,苏联对张鼓峰事件,虽曾表示相当强硬之态度,又因国内之情形,不能再出以积极之态度,吾人有何具体办法,以自力长期抗战?(7)

十月十一日,汪精卫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说:

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8)

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二十二日,汪精卫又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同样的谈话,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他说: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9)

二十五日,武汉失守,战事局势极度危急。此时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频频与日方作和平谈判的接触。高宗武、梅思平复赴上海,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些文件,协议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其组织新中央政府

由蒋委员长面命组成,从事对日抗战宣传及驳斥共党言论的艺文研究会,其香港分会及属下机构,到这时竟成了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

 

【注释】

(1)  唐德剛《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傳記文學六十六卷二期1995)。

(2)  周佛海回憶與前瞻,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附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1212-1226

(3)  見周佛海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日記,及回憶與前瞻

(4)  張忠棟《從主張和平到主張抗戰的胡適》(傳記文學四十四卷二、三期198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676

(5)  陶希聖致胡適,梁錫華選註《胡適秘藏書信選》(台北遠景1982)頁398-400

(6)  陶希聖《八十自序》(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1978)頁23-25

(7) 《新民日報》,上海,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日,轉引自蔡德金、王什編《汪精衛生平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頁247

(8) 《申報》,上海,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同上引,頁249

(9) 《申報》,上海,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廿二日,同上引,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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