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活动(一)

 

陶德曼调停与近卫第一次声明

 

前言

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七七事变于焉爆发,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在中国战场遭到国军的强烈抵抗,造成重大伤亡。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腿,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政府一再内迁,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在一些忧心忡忡的学者建言之下,党政当局遂有派人密访上海香港,甚至深入敌营谋求和谈的举动。

早年跟随国父奔走革命,险遭清廷问斩于燕市的国民党元勋汪兆铭(精卫),于1938年十二月离开重庆,次年五月进入沦陷区的上海与日本谈判和平,至1940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与重庆使用同一国号、旗帜,标榜同一主义的政权,在大片惨遭日寇蹂躏的土地上,与日本周旋达五年五个月之久。所不同的是,重庆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得到人民拥护的抗日政府;而南京政府”却是一个仰附日本军阀,全无主权可言的傀儡组织。

汪精卫一生的功过起落,史家自有公论,数十年来,见诸历史著作和传记刊物之叙述与评论极多。本文谨就抗战初期以汪精卫为主轴的对日和平活动,试作探讨。

七七战起北平陷敌

自从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起,日本即拥有在北京、天津等地保护使馆、侨民的驻兵权。其后逐次增加兵员,至1936年以既有驻军为基础,编成与关东军同格的“支那驻屯军”,并命名驻扎北平一带的军队为北平驻屯军”,驻扎天津及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军队为“天津驻屯军”。1937年六月,隶属北平驻屯军河边旅团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进驻丰台,经常于白昼或夜间,藉演习在卢沟桥附近活跃,侦察地形;先以虚弹演习,后来竟用实弹射击。

该年七月七日夜,丰台日军借口于卢沟桥附近演习后整队回营之时走失一名士兵(不久后自动归营),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为县长王冷斋拒绝,并立即报告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秦市长命王县长连夜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交涉,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入城调查,进城后在专署内漏夜谈判。八日清晨五时,日军突向城内射击,复以大炮轰击专署房屋,我驻守宛平之第二十九军一一零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予以还击,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自此爆发。

九日上午,秦市长在北平与日方交涉停战协议,但宛平城外的日军,并不遵守协议,继续以大炮轰城及向我守军射击骚扰。十二日战事稍寝,日军竟乘此机会自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地调来大军及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二十日开始以重炮轰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二十六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香月向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致最后通牒,限期撤退驻卢沟桥、八宝山及北平西苑的部队,为我军拒绝。二十八日黎明,在日军飞机三十架掩护下的机械化部队,分途进攻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和北苑。二十九军奋勇抵抗,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及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不幸阵亡,北平城乃被日军包围。是日晚,二十九军所辖第三十七师、一三二师放弃卢沟桥,撤出北平。镇守平津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亦悄然移驻保定,北平旋即沦入敌手。(1)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七月十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惟表示“愿意以外交之方式,谋求和平解决之途径”。七月十六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向出席茶话会的各界知名之士发表谈话,声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则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绝无侥幸求免之理;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

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又发表谈话,除说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外,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中国的四点基本立场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2)

西方列强的态度

战事之初,西方列强如英、美、德、法等国,都认为这又是一次地方性的中日纠纷事件,而未加重视。美国大使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报告国务院说北平很平静,并无双方军队调动的迹象”,直到得悉中日双方都在调动大量作战部队时,纔察觉事态严重。然而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却宁愿相信日本驻美大使的备忘录说,日本加派军队祇是防范措施,因而无意涉入调解。相比之下,英国政府的调停意愿较为积极,首相艾登(Anthony Eden)于七月十三日提出由英、美、法联合要求日本节制行动的建议。赫尔表示同意,但仍无意参与实际调停事务。法国政府为保中南半岛平安,也不敢开罪日本。

蒋委员长于七月二十四日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Sir Hughs Knatchbull Hugessen),希望英国居中调解。许阁森向美国重申调解中日纠纷的必要,但美国政府仍旧无意参与实际行动。蒋委员长又于二十五日接见美国大使约翰逊,表示中国欲求和平之容忍,已达最后限度,希望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

继接见英、美两使之后,蒋委员长于七月二十六日接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希望德国作出调停中日战事的努力。同日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Paul Emile Naggiar)。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有密切关系,中国自从1929年起,就聘有德国军事顾问。七七事变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佛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对革新与强化中国军队厥功至伟。从九一八到七七,德国人看出中日战争的结果,必将是苏俄渔翁得利,因此在初期是不支持日本侵华行动的。

八一三淞沪战起,英国再提调停之议:如果中日双方撤兵上海,英国愿与其它中立国家负责保护租界内之日本侨民。法国同意此议,美国拒绝,日本反对,英国的努力又告失败。

八月二十一日,中国外交部长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前,苏联政府曾承诺中国一笔为数五千万美元的机械借款”,贷款协议成立后,中国空军开始使用一批以这笔贷款购买的俄制军机对日作战。苏联之对中国友好,一方面是要牵制中国不与日本接近(条约规定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议),一方面是想延长中日战争,藉以降低日俄冲突的危机。(3)

日本封锁中国海岸

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宣布封锁中国从上海至汕头的海岸,九月五日又宣布封锁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口的中国海岸。美国总统考虑实施中立法案”,对日本及中国禁运军需品,但允许交战国以现购自运”的方式购运军火。所谓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是当美国总统宣布外国发生战争时,即应对交战国(不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一律实行武器禁运,并不得贷款给交战国;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是容许交战国以现金购买军火,自行运输。如果此法付诸实施,中国的军火供应将严重受阻,而日本仍然可以用现金购得军火。中国虽然也可以照办,但缺乏现款及船只,将是深受禁运之害的一方。

美国国务卿赫尔为纾解国内舆论的压力,倾向赞成引用中立法案,驻华大使约翰逊则反对,认为此举将激怒中国政府领导人。蒋夫人宋美龄曾对他抱怨:美国好像在中国正为生死存亡而奋斗的道路上,故意设下许多障碍。”九月十日,我驻美大使王正廷向赫尔强调中国需要军援以抵抗日本。十三日,中国向国联控诉日本封锁。十四日,美国总统宣布此后对日本及中国同时禁运战略物资。次日,王正廷向赫尔表示对美国政府的失望。美国政府为国内孤立主义者所迫,在中国最需要正义援助之时竟为德不卒,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得格外辛苦。(4)

中国向国联控诉

九月,国际联盟举行大会,中国代表顾维钧于九月十三日正式向国联控诉日本封锁中国海岸、轰炸非战斗区域及平民、破坏教育文化机构等暴行,请求国联采取制裁行动。大会决定由九一八事变后组成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处理。十月五日,委员会小组提出报告,认为:一、日本在华的行为违背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二、中日冲突问题非仅由中日两国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者。顾维钧随即建议各会员国采取措施,切断对日供应及协助中国。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The Quarantine Speech),以强烈的措辞抨击侵略国。他说:无辜之人民与国家现正为争夺霸权者所惨烈牺牲。…切勿以为西半球不致遭受攻击,…吾人如欲避免此不幸之日的降临,决非严守孤立与中立所能奏功。”因而呼吁应将侵略者隔离以保卫和平。十月六日,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宣言,斥责日本破坏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日本外务省驳斥罗斯福的宣言。同日,大会通过小组报告,并决定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以协议方式解决中日冲突。国联大会进行得义正词严,然而英美似乎仅止于谴责,并没有作出任何实际制裁日本的建议,甚至在决议案中不敢使用侵略”字眼。

十月初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努力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Key Pittman)提出的中立法案修正案,使之仅适用于正式宣战的国家,中日既未宣战,中国即不受约束。(5)

十月十五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向美国听众播音说:根据人道与正义之立场,中国谨向美国大众请求二事:一、万不可直接或间接资助侵略者予以便利;二、应极力使中国伸张今日之生死抗战。”(6)

德国表示愿作调人

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际外交的支持,决定做两件工作。一是拉拢英美,一是分化德意日三国的关系。第一件工作,蒋委员长派张静江、胡适两人分赴英美担任。第二件工作,则任命蒋百里将军为蒋委员长私人代表,前往意大利和德国争取两国领袖的同情,并设法劝阻意大利加入德、日缔结的防共协议”(Anti Comintern)。十月二十五日,蒋百里见到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Galeazzo Ciano),墨索里尼表示,中日纠纷最好由德国出面斡旋。蒋百里于谈话中得悉意大利已决定参加防共协议,乃兼程前往柏林,通过程天放大使的联系,见到德国外长牛拉特(Baron von Neurath)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左右手,国社党要人空军元帅戈林(Hermann Göring)。他们表示德国关心中日之间的战事,愿意把握时机出面担任两国间的调停人。(7)事实上德国是最能为中日双方接受的调停人:一方面,德国与日本之间有反俄条约关系,不愿看到日本势力削弱于中国战场;另一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正在协助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对苏联日渐增加援助中国颇感不安,中日战事若不早日停止,中国有可能被迫联俄,而俄国是德国的假想敌。蒋百里因为久等见不到希特勒本人,乃前往比京布鲁塞尔,协助我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不久之后回柏林。日本军人侵华之初,气焰嚣张,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甚至预料只要日本一宣战,中国必将不战而降。没想到发动战争后遭到中国军队强烈的抵抗,战事胶着竟成欲罢不能之势。战至十月,上海久攻不下,日军伤亡惨重,日本政府也亟思避免对华作战演变成为长期战争。十月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外交与军事配合,在军事取得成果时尽快结束战争。十月二十一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请求德国出面斡旋。日本参谋本部也于此时电令其驻柏林陆军武官大岛浩试探德国调停的可能性。

十月三十一日,陶德曼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德国愿为促成中日谈判居中斡旋的意向。十一月一日,陶德曼会见国防参议会主席汪兆铭(精卫)及军政部长何应钦确认中国和谈意愿。二日,广田外相把日本政府的停战条件通知狄克逊大使,狄克逊立刻转呈柏林。三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分电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狄克逊,指示他们通知驻在国以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的决定。

陶德曼首度晋见蒋委员长

陶德曼大使于得到德国外交部训令后,于十一月五日在南京晋见蒋委员长,面达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其要点为:

一、内蒙自治。

二、扩大华北不驻兵区域,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央。

三、扩大上海停战区域,上海行政权依旧。

四、停止排日。

五、共同防共。

六、改善关税。

七、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8)

蒋委员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中国如果同意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的。”是时,十一月三日开幕的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我方代表为顾维钧、郭泰祺、钱泰),日本拒绝出席大会,声称中日两国纠纷,他国无权干涉”而主张中日直接谈判。蒋委员长则期望比京会议可能对日本采取某种方式的惩戒行动,因而对于德国的调停努力,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十三日,顾维钧呼吁大会制裁日本,十五日,大会通过一则措辞温和,重申道德原则,内容空洞的宣言,其最后一段略谓: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各国必须考虑采取何种共同态度,应付与其它缔约国意见相左而坚持不受九国公约限制之缔约国。”(9)刻意规避日本是否违反公约的问题。即使如此,这篇宣言还遭到意大利反对,北欧国家弃权。中国代表顾维钧对此结果深感失望,批评这些原则之重申,无助于对付远东严重的局势。

十一月二十三日九国公约最后一次会议时,顾维钧再次吁请各国支持中国,并非议过去三星期来各国对中国处境之态度,他说:统一目标必须继之以统一行动,若照决议草案所拟宣言之措辞,则一切努力不啻半途而废,如此则本大会虽非故意,但实际上反增长目前普遍之不安全感,更无补于世局之正常与稳定。”(10)到了这个时刻,中国政府始恍然大悟,相信九国公约”能够为中国主持公道的一线希望终于落空了。

日本政府本想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与中国政府达成和议,以避免大会可能采取不利于日本的行动,这是十一月二日广田向德使提出停战条件的背景。而中国政府则对九国公约会议抱着日本可能被制裁,中国可能得到援助的幻想,乃对陶德曼十一月五日转达的日本和平条件,予以推迟。如今比京会议的宣言内容不过如此,日本气焰更盛,随即大量调动军队,迅速向中国重要据点推进。

陶德曼再谒委员长

淞沪战争自日军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后,因敌我装备悬殊,以致我军逐渐不支败退。至十一月九日,蒋委员长下令撤退。十九日,国民政府决移驻重庆,军事委员会移武汉。陶德曼大使鉴于局势对中国日趋不利,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再度往见在武汉办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二十九日又会见外交部长王宠惠,重申德国调停意愿,及日本的和平条件,并希望能够再晋见蒋委员长说明。得到蒋委员长同意后,陶德曼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乘船前往南京。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告诉中国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11)

徐谟陪陶德曼于十二月二日抵达南京后,先向蒋委员长报告陶德曼带来的日本条件。蒋听取完告后,随即召集徐永昌、白崇禧、顾祝同、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徐永昌为军令部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顾祝同为第三战区总指挥,唐生智为训练总监兼南京卫戍司令)讨论日方条件内容,出席者认为条件并不算十分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蒋委员长综合大家的意见,达成三个原则:中国不应拒绝德国调停的努力,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尚不能视为亡国条件,华北领土及主权必须完整保持。

当天下午。蒋委员长接见陶德曼大使。陶德曼首先表示,虽然至目前为止日本的条件尚无变化,但基于局势的迅速变迁,不宜再拖延下去。委员长表示可以考虑日本条件为议和基础,但必须坚持三点立场:(一)不接受日本以战胜者的姿态处理谈判;(二)不接受日本议和条件为最后通牒;(三)日本不讲信用,随时可能撕约,希望德国自始至终担任调停者,但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陶德曼于次日将会谈结果电告德国外交部:(一)中国接受日本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和独立不得侵犯;(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以德国为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和第三国之间的协议。蒋委员长特别强调保守秘密,这是和平的初步条件。

十二月五日,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在汉口举行,由副主席汪兆铭主持,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蒋委员长接见陶德曼大使的经过。十二月七日,中国政府正式请陶德曼大使转告日本政府,同意在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条件之下,以日本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德国确认在目前局势对中国不利的状况下,日本之条件有无变化。陶德曼呈报柏林,德国外交部当天电告日本政府。

南京失陷日本加重条件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本军人在南京城内城外进行疯狂残酷的大屠杀。次日,日本政府承认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日本在战场获利,又受到布鲁塞尔会议失败的鼓励,态度更趋强硬。中国这时再回头重拾广田十一月二日的条件,为时已晚。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由广田外相针对德国外交部十二月七日的电文,以书面声明交给狄克逊大使,提出苛刻的追加条件和新的要求,并限中国于次年元月十日以前答复,这就是所谓的支那事变对处要纲”。陶德曼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向孔祥熙转达这些条件:

追加条件:

一、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

二、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

三、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

四、必要的赔偿。

新的要求:

一、限期内作出答复。

二、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

三、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议。(12)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改组。蒋中正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接任院长,张群担任副院长。

对于日本政府于军方取得战场胜利之时,提出如此苛刻条件和无理要求,蒋委员长已无退让之余地。值此国都沦陷敌手,百姓惨遭杀戮,全国军民血泪悲愤之际,中国岂可轻易接受这种逼降条件。蒋委员长坚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乃拒绝于限期内答复。一月十日,广田会晤狄克逊,要求催促中国早日答复。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这是内阁强硬分子酝酿促使政府停止与国府谈判的先声。

中国政府延至十三日,始请陶德曼转达日本,要求就其所提十一项条件作更具体的说明。陶德曼随即向柏林和东京的狄克逊大使转达中国外长向他宣读的口头文书

1937年十一月五日,若干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经由阁下善意地转告我们,接着,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日阁下再度通知汉口和南京的中国当局以日本政府的意向,说日本当局表示,虽然日方得到军事上绝对的胜利,十一月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仍然有效。在德国善意的调停和日方恢复和平的希望下,我们准备接受日方所提的诸点为商议的基础。

十二月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阁下转予我们一些日本的基本条件”,说日本外相通知驻东京的德国大使,谓因情况的转变,日本提出了新条件,经过适当的考虑,我们认为新条件的范围太广泛,因而中国政府希望获悉新提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而达成明确的决定。(13)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及其阁员们对这个要求逐条说明内容的答复相当不满,认为中国领袖在借故拖延,毫无诚意。十四日,狄克逊会见广田后电告德国外交部及陶德曼说:

广田对中国政府声明内容之空洞极感愤怒,并认为完全系推托之辞。渠认为中国政府应有充足的理由给予日本明确的答复。再者,中国系战败国,理应向日本求和,日本无需继续向中国表达此意。……(14)

日本声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一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以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政府阁员提出与国府停止谈判的政府声明。但是,以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为首的统帅部,却考虑到日本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苏俄的关系,以及派遣军不断增援已陷入中国战地太深的难局,而亟力主张继续谈判,以期早日停止战事。停止谈判”与继续谈判”两派,在联络会议上乃形成尖锐的对立,经过整天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不但无法达成共识,且几乎发生由于政府的政策得不到统帅部的支持,而酿成导致倒阁的危机。傍晚休会,晚间再继续讨论时,统帅部为了顾全大局,终于采取了不同意也不反对的态度与政府妥协,而由参谋总长另行安排将反对意见上奏天皇。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此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其原文中译如下:

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仍然为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的诚意,狂妄策动抗战,对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对外,不顾东亚整个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

帝国一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决不丝毫加以改变。

当今,帝国对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繁重,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要更加不懈地发奋努力。(15)

蒋委员长立即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并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一月十七日,狄克逊大使向广田外相表示遗憾说:日本的答复断绝了此后一切商谈,在全世界人的心中,日本要担负断绝商谈的责任!”一月二十日,中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一月二十一日,日本驻德国大使东乡茂访德外交部长,说明日本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再存在;日本打算结束战争,现在试图与一个新政府谈判。(16)

日本政府自己断绝了与国府谈判的正常管道,从而丧失解决事变的机会。同时,中国也发现日本内部潜藏着讽刺性的矛盾现象:日本政府是热中于战争的,而日本军方却是希望和平的。这也是中日双方并未因为近卫的声明,以及国交之断绝而停止幕后试探和平活动的缘故。

一月二十二日,广田在日本议会发表对华四原则:(一)中国政府须放弃亲共政策与抗日抗满之方针,而与日满采取共同之政策;(二)规定解除军备之区域;(三)议定中日满经济合作的协约;(四)中国向日本赔款。这些条件,只是外务省对议会的报告,根本不可能再有与中国谈判的机会。然而,这些条件,也将一一出现于日后日本与汪组织和平谈判”的议程之中。(17)

调停失败陶德曼离华

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大使川樾茂返国。德国使节的调停活动结束后,德国政府的中立态度随着消失。面对日本可能是胜利者的残酷现实,德国转而支持日本。二月二十日,德国承认满洲国”,中国舆论大哗。三月二十八日,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伪行政院长”。五月二十一日,德国召回在华之德藉军事顾问。六月二十六日,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离开武汉回返德国。七月五日,德藉军事顾问二十人离华返国。

英美列强的态度,对德国调停的成败,有深远的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国多次建议与美国合作调停,均得不到美国的支持。美国一再逃避制裁日本侵略,甚至反对使用制裁”(Sanctions)一词于国联档案之中。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虽振奋中国于一时,后来证明只是泡沫,美国虽然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不满,外交态度亦不友善,但是从来没有以实际行动支持其声明的计划。另一方面,美国商人照旧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而中国竟受中立条例”的限制,深受禁运战略物资之害。及至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美国连最低限度的对日经济制裁,也不肯支持。若说美国的暧昧态度增涨了日本军人的气焰,间接破坏了德国调停的努力,应不失为中肯的批评。

除了陶德曼大使的调停之外,意大利的外交使节也曾扮演过调停角色。1938年春夏之间,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G. Cora)曾经到武汉提出调停之议。他特别向汪精卫致意,认为汪是主张和议最适当的一人,但汪精卫谢绝了。柯莱未得要领而去。另外,唐绍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女儿诸太太也到汉口来见汪精卫,建议他出面往香港和唐绍仪会商中日议和之事。汪精卫的答复是,要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18)

【注释】

(1)  王冷斋《七七回忆录》(传记文学七十一卷一期1997)。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页662

(3)  鲍家麟《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六期1979)页118-124

(4)  同上,页126

(5)  张忠栋《胡适五论》(允晨文化1990)页118-119

(6)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民国廿六年十月十五日。

(7)  参阅薛光前《蒋百里的晚年与军事思想》(传记文学丛书1982)。

(8)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记录,汉口,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见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第一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10-13

(9)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二)》(传记文学三十卷六期1977)。

(10) 同上。

(1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1973)上册页427

(1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页66-67

(13)  鲍家麟《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页140

(14) 段培龙译《抗战初期德国居中调停之经过》(传记文学四十三卷四期1984

(15)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页68

(1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页432

(17)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廿七年一月廿二日。

(1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丛刊1964)页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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